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国家间的经济联系变得越来越紧密,相互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这也使得经济危机在全球的传导性得到不断的加强。2008年以来的美国金融危机,让整个世界都受到震荡。危机对世界各国产生的不同程度的冲击,并不断的改变着世界,也改变着当今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为了应对这种经济危机引发的新地缘政治经济博弈,我们需要更深的认识经济危机产生及传导机制,并把握新地缘政治经济博弈的运行规则。在地缘政治结构理论框架下,本文划分出三种不同类型的国家：金融业主导国、制造业主导国与资源供应业主导国,简称金融业国、制造业国和资源业国。通过构建相应的模型体系,模拟认识经济危机的产生及其传导机制,并探析地缘政治经济的重要博弈工具——关税及汇率——的作用机理。这对于中国应对经济危机,在新地缘政治经济博弈中掌握主动权,都有着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为此,本文在新地缘政治经济框架下展开经济危机的模拟研究。全文共分六章。第一章引论。从地缘政治经济理论的演化入手,探讨地缘政治经济的发展过程及新地缘政治经济结构的形成。在此基础上,分析经济危机与地缘政治经济的关系,强调在新地缘政治经济框架下研究经济危机的重要性,并引出地缘政治经济博弈的两个重要经济工具——关税与汇率。通过对关税、汇率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文献综述的研究发现,单维国度的汇率与经济关系的研究,不能提供汇率工具在国际间复杂经济联系下的作用机理,不足以为复杂的多国间地缘政治经济博弈提供更为全面的参考。这就需要在现实的地缘政治经济框架下构建模型,探讨其作用机制。而博弈论研究框架下的关税同盟的理论又缺乏经济动力学基础。新经济地理学的兴起,正好为构建多区域的模型提供了一个模型框架,然而新经济地理学的模型又缺乏一般均衡理论所能提供的经济动力学机制。于是便引出本文将新经济地理学构架引入一般均衡理论的经济动力学的模型构建思路。第二章,模型的构建及其分析系统的实现。对于本文三国经济增长模拟模型的具体构建,参考了新经济地理学(NEG)的构架,在Pfluger(2004)及Yamamoto(2008)的研究基础上,将两国扩展为三国,引入汇率与关税,同时为了表征新地缘政治经济框架下的三种类型国家,又将制造业的生产函数扩展成三要素CES形式。进一步,本文又将NEG框架与一般均衡理论相结合,通过政府的引入,从而实现对经济危机的动力学模型构建。在模型构建的基础上,采用C#与Matlab联合编程对经济危机的模拟进行系统实现。对于模型的最优化算法核心部分,采用Matlab编写,并通过C#实现调用接口进行运算。进而,运用模拟系统进行了相关的经济危机模拟。第三章,汇率变动对各国经济影响的情景模拟。模拟发现,无论是金融业国,制造业国,还是资源业国,只要有这个国家本身参与的贬值情景,其经济增长与就业状况就会有所改善；没有这个国家参与的贬值情景,其经济增长与就业状况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降低。制造业国的汇率变化更容易发挥影响力,资源业国则更容易受到汇率变化的影响,金融业国则没什么影响力也不大容易受到别国汇率变化的影响。另外,汇率调整是一把双刃剑,任何贬值可以带来就业与产出的增加,却会降低本国居民的人均消费量；升值会带来就业与产出的降低,却会提高本国居民的人均消费水平。第四章,关税变化对各国的经济影响。结果发现,对任意国家增收关税,并不能带来本国经济或就业情况的改善,反而会导致被增收国经济与就业状况的恶化。任何国家都有进行报复性关税的意愿,因为这样会减少因被对方增收关税所带来的经济损害。另外,在关税的地缘政治经济博弈中,金融业国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只有制造业国与资源业国的联合应对才能对其构成影响；制造业国无法与金融业国抗衡,但其对资源业国又有着绝对的话语权；资源业国在关税博弈中处于完全的劣势,但其可以通过与他国的联合应对,以谋求自身的经济利益。第五章,经济危机情景模拟。结果显示,随着金融业国信贷的不断透支,最终会引爆金融业国消费能力大幅下滑,带来全球经济危机。汇率与关税上的政治博弈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善经济,要提高居民消费能力,扩大需求,才是走出危机的核心动力。另外,资源的约束对经济增长有着制约作用,加大资源约束力度,会延缓各国经济的增长步伐,而制造业国更容易受到影响。同时,随着资源约束的加大,制造业国受金融业国带来的经济危机影响的风险也越大。而对资源价格的干预,降低金融业国与制造业国获得资源的价格水平,会在资源约束的基础上进一步延缓各国经济的发展,并加大各国就业、产出及消费变化的波动性,加速经济危机的到来。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针对欧美强迫人民币升值的问题,本文就制造业国被迫提高汇率的情景进行了模拟。制造业国货币升值会带来制造业国就业的下降,但实际上,由于汇率的双刃剑的作用,在危机爆发后,制造业国实施汇率升值所带来的就业损失小于平时升值带来的就业损失,而所能带来的居民消费增加却高于平时。另外,加大政府公共产品的供给,并通过补贴等转移支付手段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将有助于降低汇率升值带来的风险。因此,制造业国借危机后的汇率升值,提高本国居民消费水平,同时又通过国内相关政策调整来消除汇率升值带来的就业率损失,这不失为一种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