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因素影响经济发展和增长中的观念受到了强烈的反对。反对者的理由之一他们认为是文化价值具有广泛的扩散性和持久的社会特征。尽管标准的经济学理论已经足够解释储蓄和增长率的国际差异,但是进一步的实证研究有助于我们识别这些可能与经济发展有关的文化因素。本文试图测度特定文化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通过使用从《世界价值调查》和《欧洲价值调查》(1981-2007)获得的相关数据,文化因素被包含到基准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在增长回归框架下使用OLS方法,我们构建了包含7种文化区(东亚、西方国家、非洲、中东、东正教区域、印度和拉丁美洲)、15种文化变量以及标准经济变量、2个经济团体(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以及两种文化多样性组(高多样性国家和低多样性国家)的模型,并对相关假设做了检验,从而确定了文化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用于分析的文化变量是：文化激励指标、信任、霍夫斯塔德文化尺度(利己主义、势力范围、不确定性规避、健壮)、施瓦茨文化维度(有效自主权、知识自主权、平等主义信念)、琼潘纳斯文化维度(平等主义信念、功利性参与)和4种文化多样性变量(种族分化、种族极化、宗教分化、宗教极化)。文化激励指标、信任和文化多样性变量使用在所有文化组类和经济组类。不过,霍夫斯塔德文化维度用于东亚区、西方区、经济团体和文化多样性组。施瓦茨变量和琼潘纳斯变量的数据只能获得东亚区的西方区的。计算结果表明：在我们所研究的几乎所有地区(除了拉丁美洲和印度以外),倾向于信任的文化态度对经济增长具有积极而重要的影响。文化激励指数对经济增长也有显著的正影响,但有关文化指数的结果并没有信任的结果可靠。事实上,在东亚地区、经济团体和文化多样性组织方面,文化指数对经济增长有稳健的正影响。目前的研究表明,在东亚国家,成就动机这一特定的维度与经济增长率高度相关,这应证了该地区关于信任、尊重、节俭和自决的价值观极大的刺激了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成就。另外,本文证明,霍夫斯塔德的文化组成、施瓦茨的文化维度以及琼潘纳斯的平等主义信念和功利性参与对西方文化区和发达国家的经济表现有显著的作用。然而,同样的文化因素在东亚区和发展中国家没有显著影响。早期研究者提出的其他文化维度在任何地区对经济发展均没有稳健的影响。霍夫斯塔德的集体主义维度只在东亚地区与经济增长有正相关,并与早先的研究成果存在冲突。就一个社会对宗教和种族多样性的文化态度而言,在所研究的地区中,我们发现二者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与文化多样性指数(代表种族多样性和宗教多样性)相比,作为民族分裂和宗教分裂的主流指标的“分化”以及种族和宗教的“极化”似乎是一个更好的捕获经济增长影响的测度。大多数关于分化的结果,特别是关于民族分化的结果都显示,在经济富裕地区对经济增长有积极的影响。而在非洲、中东、东正教和发展中地区,宗教极化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负面影响。这些研究结果与发表在近期经济学文献中的结果是一致的,这些文献认为,外生的宗教多样性与经济增长具有负面且稳健的关系。相比之下,我们的结果表明,宗教的更加极化与增长呈负相关,因为它降低了投资率、增加了公众消费和发生内战的可能性。民族分化指数可能不会不利于发展,但宗教极化对发展的影响是较为不利的。宗教变量(如国内教徒虔诚度的提高)在所有联系薄弱的地区与GDP增长是负相关的。总之,文化特征、文化激励指数、信任和集体主义在东亚地区更有利于经济增长,霍夫斯塔德的个人三义在西方区更有效,而文化多样性、宗教极化与贫穷国家是负相关的。然而,民族分化在经济发达国家被认为与经济增长存在正相关关系。本研究的发现有重要价值,因为它基于了一个坚实的理论框架,从而将信任、节俭、尊重、自主和控制在东亚经济增长中的发生的重要作用揭示出来。这些结果表明,建立在孔子道德观念的意识形态基础上的东亚经济增长模式,在这个地区的经济表现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所以,作为一种概括,我们可以认为基于道义的东亚经济发展模式比基于理性的西方现代化经济发展模式更适于推动东亚地区的经济增长。本研究的另一个重要的发现是个人主义在多元文化区域对增长有一个稳健的积极影响。我们可能可以这样认为,个性多样化导致个人创造和创新,个人创造和创新转而提高一个国家的生产力。同样地,关于分化,我们的大多数结果(在经济发达国家)显示出对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这些发现可以引导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多样性和理性产生创新,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反之,多样性和非理性增加冲突,从而减缓经济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