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9月,中共中央在十五届四中全会上正式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通过实施一系列优惠政策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2019年中央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制定西部大开发新的指导意见”,这表明,西部大开发和开放工作即将步入一个新的阶段。在此节点,本文整理西部大开发政策研究的相关理论、实践经验和研究方法,对西部大开发二十年来的政策进行阶段性梳理,从理论层面分析政策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并运用合成控制法来测度和分析政策效应的区域差异程度。同时,从资源禀赋、市场化水平、地方政府效率等方面探究了西部大开发政策效应区域异质性的深层次原因,为研究西部地区协调发展提供一个新的考察视角。本文得出以下结论:第一,西部大开发净政策效应对西部整体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通过省际比较,发现对陕西、内蒙古、重庆、青海和宁夏地区的经济发展呈现出显著的促进作用;对云南、新疆和广西地区的经济发展呈现出显著的抑制作用;而对四川的影响并不显著。通过对西部地区39个地级市的考察,发现政策效应呈促进、抑制、不显著作用的城市个数比为5:4:4。第二,通过对政策效应区域异质性影响因子进行测度和分析,发现自然条件成本系数降低了西部大开发政策效应的边际效用,而市场化水平和地方政府效率则提高了政策的边际效用,而且三个影响因子对不同地区的影响程度呈现出明显的异质性。第三,西部大开发提高了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缩小了区域间的资源禀赋差异,但对市场化水平和产业结构的影响在逐渐减弱,对地方政府效率和人力资本的影响在不同地区差异显著。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建议,新一轮西部大开发需要从总体性政策转向差异化区域政策;继续增加西部地区基础建设投资,同时加强西部各省市“软环境”的建设;提高西部地区市场化水平,扩大对外开放,把握“一带一路”发展机遇;转变政府职能,提高地方政府效率,建立官员长期绩效考核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