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政治生活中,“合法性”已成为关系执政党兴衰的生命线。对执政党来说,只有重视并不断巩固已经取得的合法性,其政治权力才能持续运行下去。纵观国内外关于合法性概念的各种解释,能够成为大多数学者共识的一点是,合法性是指一个政治系统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信仰和忠诚。邓小平虽然从未使用过“合法性”这一字眼,但其理论中却蕴含着丰富的执政合法性思想。他把人民群众作为党执政合法性的认同主体,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党的各项工作的根本标准。邓小平关于党执政合法性思想并非无源之水,其执政合法性思想既来自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借鉴,也来自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执政党巩固执政合法性,需要取得合法性的依据,即合法性基础。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执政绩效、制度规范等方面奠定了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左倾错误思想的不断蔓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开展,使得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受到削弱。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从意识形态、执政绩效、制度规范等方面成功修复并加强了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意识形态层面,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了全面的拨乱反正,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党的指导思想上的地位,客观评价并重新诠释了毛泽东思想,并结合社会实际,为党的意识形态注入了新的内容。执政绩效层面,邓小平着眼于人民群众的经济利益,多次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推行改革开放。同时,邓小平十分关注社会公正问题,在利益的分配上始终坚持公平的价值取向,坚持共同富裕的目标。制度规范层面,邓小平深刻认识到建立各项制度和法律对维护执政合法性的重要作用,认为必须在理性的基础上建立起整个制度的权威。一方面,推进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为党执政合法性提供强有力的制度支撑;另一方面,构建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为党执政合法性提供强有力的法制保障。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对我国经济、社会、政治等方面不断出现新情况、新问题作了深入的思考,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执政合法性思想。首先,邓小平的执政合法性思想以人民利益为根本价值取向。他不仅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而且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农村改革的成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等等,无一不体现了邓小平对人民群众首创精神的尊重。其次,邓小平的执政合法性思想以执政绩效合法性为核心内容。邓小平的基本思路是,在生产力的发展中彰显执政绩效,从而维护和加强党执政的合法性。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正确理念的指导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建立了“经济绩效主导型”的合法性基础。最后,邓小平的执政合法性思想以制度建设为鲜明特色。在制度建设上,邓小平始终坚持原则,建立符合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综合国力明显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显著的执政绩效提升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有力的巩固了党执政的合法性。当前,我国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阶段,仍然面临严峻的挑战。这位伟人所留下的丰厚政治遗产至今非但丝毫没有过时,而且依然蕴藏着巨大的现实意义。以习近平为代表的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继续坚持邓小平的执政合法性思想,不断巩固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第一,以人民为中心,密切联系群众,牢固党执政合法性的群众基础。第二,强化主流意识形态,推进理论创新,夯实党执政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基础。第三,切实提高执政绩效,实现科学发展,增强党执政合法性的物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