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转型语法学走过了曲折的道路。自《马氏文通》(1898)起，汉语研究在语法体系和研究方法上得以发展的同时，难以回避西方语法框架和汉语语法事实的龃龉。根据多年来的汉语教学实践，印尼华人学者刘宏谟撰写的《刘氏语通》(1977)，尝试摆脱《马氏文通》以来跟踪西洋语法理论和方法的倾向，借鉴数学方法独立研究汉语语法，以创建“白话汉语的语法新体系”。　　 本研究的主要任务是：1.从词法、句法两方面，分别梳理研究《语通》的“新语法体系”；2.将《语通》与《文通》、文化语法研究、汉语教学语法(《暂系统》、《语法提要》、《等级大纲》)分别比较；3.指出《语通》的研究成果和运用价值。　　 首先，全面梳理《语通》“新语法体系”，揭示出其主要特点是：1.将“单词”(相当于“字”或“语素”)确定为汉语基本结构单位，可以认为是“字本位语法”的早期探索者。刘宏谟认为，汉语可以从“单词”的层次上开始造句，不需要先构成“词”，然后再用词造句。吕叔湘(1979)曾提出“有一种语言只有语素和它的各种组合，在一定条件下形成句子，没有‘词’这样的东西。所谓‘多重综合语’就接近这种状态”，这一设想与刘宏谟的观点相似。2.基于“词有定类、词有多用”，贯彻“由词性辨认词类，由词类推知词性的主张”，《语通》将汉语词类(单词类)划分为述类、名类和配类三大类；3.揭出汉语句法的基本框架是“引一申”模式，可以认为是“话题一说明”框架的早期探索者之一。　　 其次，通过比较方法揭示了《语通》与《文通》的异同。一方面，指出《马氏文通》语法体系的不足之处，一方面，指出《语通》的特点是：“引一申”模式不但能对“主谓宾”模式能解释的现象做出解释，而且也能解释对“主谓宾”模式不能解释的现象。同时揭示出中国文化语法研究的思路和方法，可能接受了《语通》的影响。　　 再次，进一步将《语通》的“新语法体系”与盛炎(1990)、吕文华(1999)提出的汉语“语素法”教学以及崔永华(1990)、吕文华(1994)、吴中伟(2000)提出“将主语改为主题”的观点，进行比较，并指出在对外汉语语法教学领域可以运用《语通》词法、句法理论的研究成果。　　 在中国转型语法学史上，独树一帜的《刘氏语通》应占有一席地位。本研究首次全面梳理了《刘氏语通》的“新语法体系”，并进行相关比较研究，这不但是汉语语法学史的需要，而且其中的一些成果可对汉语教学起到补充和丰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