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基于以下三个背景：一是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表现和特征；二是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快速持续的扩张，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在不断加剧，成为影响经济和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问题；三是在面对现实经济时，主流经济学无法很好地解释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问题。基于这样的现实与理论背景，本文研究制度因素对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理论主要涉及两个方面内容：一是区域经济增长的长期轨迹,二是宏观经济增长中区域之间的趋同或趋异关系。现有理论说明：外部需求因素，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等供给因素，人力资本因素、政府行为因素、空间积聚因素、创新因素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这些因素只是部分解释了中国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现象。熊彼特的创新理论认为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本质，由创新引起的不均衡状态可以实现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必须为发明和创新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和生产环境。对落后地区来说，只有创新并为创新提供制度环境，才能促进其经济发展。理论的进展为制度因素纳入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奠定了基础，也为国家或地区实施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政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制度因素对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有效率的制度能够改善区域内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另一方面，一个区域内的制度若富有生产性和成效性，就能够把区域外的生产要素吸引到本区域中来。中心－边缘模型、流动资本模型和流动的企业家模型阐述了规模报酬递增的集聚效应是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关键因素，而区域劳动力、资本和企业家流动依赖于制度的激励。一个具有高效率制度的地区将具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和较高的收入水平，也能够创造一个安全的、激励投资的环境和氛围，从而导致预期资本收益率提高，还能够为企业家提供确定的赢利空间、开放的上升机会和有利于生产的社会氛围，这对于区域外部的劳动力、资本和企业家来说极具吸引力。因此，高效率的制度是促进经济集聚从而促进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决定性因素。通过对反映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泰尔系数进行相应的技术处理，把中国整体的区域差距分解为东部地区内部差距、中部地区内部差距、西部地区内部差距、和三类地区之间的差距，对区域经济发展差异进行评价。结果表明：中国改革以来，区域经济发展的总体差异经历了一个先下降后上升的过程，地区内部的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呈递减趋势，而地区之间的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却越来越大，表现为俱乐部收敛；从改革以后到上世纪80年代末，东部地区内部差距成为全国地区差距的主要来源，地区间差异在这一时期呈逐渐上升趋势，其后则是地区间差异成为总体差异的主导因素。一切与区域经济发展相关联的条件和环境都可能会影响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区域差距的形成和扩大既有地理环境、资源禀赋的原因，也有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的原因。改革以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变化形式与转型经济的特点和改革的内在逻辑相一致，经济转轨时期各区域制度变迁的时间和空间不平衡对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制度因素对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通过选择非国有化水平、市场分配经济资源的比重、对外开放度和引进外资的程度四个指标作为制度变量，建立地区人均GDP的计量模型，来解释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实证研究表明，制度变量在不同区域间的发展水平存在很大的差异，制度变迁即改革进展与经济发展有着密切的关联，有效率的制度如市场经济体制，比计划经济体制更能促进经济增长。因此，经济落后区域要实现长期经济增长，在引进和模仿先进的技术的同时，更不能忽视对与其相适应的正规制度的学习和模仿，否则技术模仿就会失效。基于此，一个经济落后区域的制度变迁是以发达区域已经创立和运作并与落后区域技术模仿相适应的制度变迁。经济落后区域实现该种制度模仿变迁的方式分为诱致型制度模仿变迁和强制型制度模仿变迁两种。由于中国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的初始经济结构差异较大，经济发展相关主体的力量对比也不同，经济落后区域实现经济发展的制度变迁路径也就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