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在各级政府的主导下我国经济保持了四十年的高速增长,被誉为经济增长的“世界奇迹”。我国经济总量的迅速提高一方面体现了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政府和人民对实现国家强大、人民富裕的迫切愿望,并积极的寻找方法来实现;另一方面也隐藏着经济发展方式不合理而存在的隐患。我国先后出现三轮大规模产能过剩,产能过剩会造成资源的浪费、不利于我国产业的转型升级以及增加金融风险等多方面的严重后果,去产能成为经济新常态时期迫切要解决的发展问题。从政府文件和以往学者产能测度结果来看,煤炭开采和选洗业是我国产能过剩问题的重灾区,而山西作为我国产煤第一大省,其煤炭开采和选洗业是我国煤炭工业发展的缩影,研究山西省煤炭产能过剩问题不仅有助于山西省煤炭开采和选洗业的健康发展,同时也对解决我国煤炭的产能过剩问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从产业组织理论中可知,市场结构对企业行为绩效有重要的影响,然而国内学者在市场结构对产能过剩是否有影响方面存在争议,促使本文以山西省煤炭开采和选洗业为例从政府干预市场结构视角下研究其对产能过剩的影响,为煤炭开采和选洗业的去产能治理提供有益的对策建议。本文在回顾产能过剩成因机理文献的基础上,首先,就市场集中度、产品差异程度、行业壁垒对产能过剩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其次,运用协整法测度了山西省煤炭开采和选洗业1999—2016年的产能利用率并对山西省煤炭开采和选洗业产能利用率、市场集中度、企业规模、土地使用支持、环境污染纵容、政府财政补贴、金融信贷支持的变化趋势进行了描述性分析;再次,通过构建2006—2016年山西省煤炭开采和选洗业的数据模型,实证检验了市场集中度、企业规模、土地使用支持、环境污染纵容、政府财政补贴、金融信贷支持、投资比重、煤炭产销比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程度和影响方向。本文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山西省煤炭开采和选洗业的产能利用率从1999年开始逐步提高,2006—2007年有下降趋势,2008—2012年快速上升并在2012年达到了最大值,近年来又有下降趋势,2016年产能利用率为80%,接近79%的产能过剩临界点;第二,市场集中度对产能利用率呈正效应,即市场集中度提高,产能利用率增加;第三,企业规模对产能利用率呈负效应,理论分析认为企业规模越大则其退出行业时来自政府、银行、企业职工的阻力就越大,从而无法顺利退出行业,加剧业内产能过剩程度;第四,政府弱化进入壁垒的干预行为降低了行业的产能利用率。本文基于以上结论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第一,山西省煤矿开采和选洗业继续推进兼并重组,提高市场集中度;第二,培育土地、金融要素市场,制定相关法规细则,减少政府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干预,政府应以提供优质公共服务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为主要职能;第三,加强煤炭市场行情分析,合理调节省内煤炭开采和选洗业产量和产能扩张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