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末年,耶稣会士入华,是基督宗教在中国历史上的第三次传教活动。与前两次不同,这一次,教会是乘着大航海时代的东风,携西方当时领先的科学技术知识,以宗教改革运动后罗马教廷麾下最精英的传教士为先导来敲击中华文化的大门,其对这次传教的重视程度和投入力度远非前两次能媲美。利玛窦等人历经艰辛入华之后,苦费心血励精图治,发展了相当数量的教众,其翻译创作的天学作品,对中国本土思想也构成了相当程度的冲击。尽管天主教在明清两朝数次被禁,但是耶稣会士勤奋坚持的传教努力,仍然堪为现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先声。在传教过程中,耶稣会士在不同的阶段采用了不同程度的文化适应策略。利玛窦等人从刚开始以“天竺僧”面目示人,到变为“阔服方巾”的“儒士”,再到易服为戴东坡巾的“道人”,可以说为达到目的扮演了各种角色。文化适应完全是为了实现以天统儒、补儒易佛的传教目标。而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在天学著作中,在中西文化交流的思想领域里,天主教的传统不可避免地要与儒学、佛学以及中国社会的传统与习俗发生碰撞。藕益智旭的《辟邪集》正是这一文化进程留下的文献,它代表着佛教徒站在儒家的角度对天学提出的质疑。这种特殊的立场选择,既有明代三教合一思想为背景,又有出于辩论需要的实际考量。因为利玛窦等人虽然声称“补儒易佛”,然而却从未放弃对新儒家思想的攻击,尽管后者恰恰是整个中国近世社会维系稳定的思想基础。耶稣会士的努力,实际上是想弱化或者截断宋明以来理学和心学对先秦孔孟之学的接续,从《诗经》、《礼记》等文献中借助先民祖先崇拜的思想,来谋求在中国开辟天主教一神信仰的可能。理解传教士这一行为的儒士均持激烈的反对态度,而藕益在《辟邪集》中的辩论也是出于其三教合一、以儒入佛的思想背景。本文试图从《辟邪集》出发,站在儒家学统和明代三教合一思想的背景中,理解以《天主实义》、《三山论学记》等为代表的耶稣会士神学著作在明代传播所引起的文化现象。通过分析这些辩论所隐含的理论体系及其在体系中所处的意义、地位来理解天学传播所引起的思想碰撞。文章第一章综述前人在该领域的研究情况,并介绍本文所针对的文献概况。第二章从历史思想背景的角度,分别泛论和铺叙明代的思想背景、藕益本人的思想脉络和耶稣会士所受的天主教教育背景。第三章讨论《辟邪集》辩论内容中涉及“天学问难”的辩条,并穿插引用《天主实义》、《三山论学记》等著作的有关或对应文段用以分析。第四章讨论《辟邪集》涉及“天学与儒理”的辩条,重点梳理了传教士和藕益对中国思想传统中“上帝”观念的理解差异,以及传教士对“太极”和“理”的诠释策略。第五章关注《辟邪集》中“天主教与佛教”的辩条,涉及佛教的“化身”观念与天主教“位格”观念的比较,讨论了利玛窦指责佛教轮回观念抄袭自毕达哥拉斯的灵魂轮回说及藕益对此的回应。第六章总论此段思想历史给现代研究者带来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