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人的精神境界的探索是魏晋玄学的主要特征。从正始玄学的王弼对能作为统治者的圣人的精神境界的探索经竹林玄学的阮籍、嵇康对士族知识分子的精神境界的探索到西晋玄学的郭象将两者合二为一，标志着魏晋玄学对人的精神境界的探索的最后完成。本文以魏晋玄学的发展为顺序，先后论述了王弼、阮籍、嵇康、郭象关于精神境界的有关思想。其间又暗含着魏晋玄学的哲学主题从政治问题转向人生问题这一线索。本文分五个部分展开论述：一、魏晋玄学与精神境界。这一部分首先对精神境界做了一个概括性的说明，然后分析和论述了魏晋玄学在中国哲学史上突出了人的精神境界问题的原因。二、王弼“以虚为主”的精神境界。从“以无为本”的哲学前提出发，王弼认为能作为统治者的圣人应该是“与道同体”，“应物而不累于物”的，王弼对理想的圣人人格的塑造说明他所关注的仍然是政治问题。三、阮籍、嵇康的“越名任心”的精神境界。时代的悲苦迫使阮籍、嵇康将名教与自然对立起来，二人都走向了对精神自由的追求。阮籍追求的是脱离现实的精神的“乌何有之乡”，要求一种精神上的绝对自由；而嵇康从自然的感性生命出发，追求一种精神上的充实，但他们两人都无法摆脱现实而陷入精神上的苦痛和焦虑。阮籍、嵇康将魏晋玄学的主题从政治问题转向了人生问题。四、郭象的“玄冥之境”。世界万物都是独立存在和发展而无所资借的，这就叫“独化”，而“独化”的基础就是万物各自的“性分”。万物“独化于玄冥之境”这一根本性的命题要求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各安其分”。“玄冥之境”不但指的是国家社会的整体和谐，也指个人的精神境界。郭象哲学是政治哲学与人生哲学的统一。五、魏晋玄学精神境界的意义。这一部分主要说明了魏晋玄学的精神境界在中国哲学史与中国文化史上的意义。指出魏晋玄学对人的精神境界的探索将中国哲学与文化从外向型转向内敛型以及对中国士族知识分子的人格塑造起了很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