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出版于1962年,虽然这部著作自德文版问世以来沉寂了相当长的时间,但是,它在哈贝马斯学术生涯中的重要性却不可小觑。通过这部著作,哈贝马斯不但建立起了自己独有的跨学科的内在批判这一方法论模式,而且还找到了作为一种理想类型的“公共领域”概念,从而使得他能够沿着自己的思路建构其社会进化模式,即社会交往模式。可见,公共领域的理想类型是哈贝马斯建构其理论大厦的重要基础性概念。哈贝马斯在这部著作中首先提出了“公共领域”这一概念,但直到80年代末该著作被译成英文之后,这个概念才引起了学者们极大的兴趣,推动了包括传播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学等诸多领域的创新发展,但同样也引起了较大的争议。比如神学界的挑战,神学家们认为,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模型否定了宗教团体的作用。还有左翼学者的挑战,针对哈贝马斯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理想形态,左翼学者们关心的是是否能够有无产阶级的公共领域。其次就是女性主义者的挑战。对于女性主义学者来说,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忽视了女性。其中,女性主义学者对“公共领域”的批判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也引发了广泛的影响。目前女性主义思想家们的理论文献在英语学界已经非常丰富。这就为当下梳理、分析女性主义者与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问题上的对话提供了可能。对于汉语学术界来说,哈贝马斯的包括公共领域概念在内的思想,在世纪之交的中国学术界也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但是欧美女性主义思想家们的质疑和挑战却还没有引起中国学界太多的关注和兴趣。鉴于“公共领域”概念对哈贝马斯木人学术生涯以及学术界的双重意义,同时鉴于女性主义思想家对“公共领域”概念已经做了重要的修正性的努力,本文就将以南希·弗雷泽为例,对弗富泽的相关理论做一个较清晰的梳理,这样不仅有助于了解弗雷泽这个典型的当代女性主义政治哲学家的思想,也可以更加深入的来探讨今天的女性主义政治思潮以及哈贝马斯“公共领域”这一概念在当前受到的冲击。弗雷泽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社会政治理论,女性主义理论以及文化研究方面,其关于社会正义和公共领域的代表作如Social Justice in the Age of IdentityPolitics:Redistribution,Recognition,and Participation;Rethinking the PublicSphere: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Actually Existing Democracy等论文在国外的相关文章中都被反复引用,成为当代女性主义政治哲学思想的典范之一。尤其是她对于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概念的批判和重塑更对当代政治理论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弗雷泽认为“公共领域”这个概念对女性解放有着积极的意义,但哈贝马斯本人的论述却缺乏“女性视角”,忽略了“女性公共领域”的作用与意义,其实质是理想化了的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缺乏对那些非自由的、非资本主义的、非竞争性的公共领域的考察。由此她进行了一系列比较和反思,对哈贝马斯提出的关于“公共领域”的概念的几种理论假设进行反思,并在此基础上试图从女性主义角度来修正“公共领域”的概念,试图建立一个多元化的更适合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选择的“公共领域”的概念。其一是公共领域平等进入的假设。哈贝马斯和许多资产阶级自由知识分子一样,也同意把社会不平等“用方括号括起来”,并不把平等看成是公共空间内部政治民主的必要条件。而弗雷泽认为,搁置平等问题通常使得社会中的统治群体获利,会抑制大众的积极参与。而现实中,特别是在分层的社会中,弱势群体往往被忽略。女性作为最大的弱势群体,在很多时候仍旧无法获得平等进入公共领域的可能。其二是公共领域是否单一的问题。哈贝马斯提供的是一个单一的、囊括一切的公共领域模型;而弗雷泽则认为,多个公共领域的联结比单一的公共领域更有优势。如果仅仅只有一个公共领域,下层难免被排除。在单一的公共领域中,妇女就是这样被排除了出去。而如果能够建立多样化的次级公共领域,被统治的社会群体,包括女性就有可能建立自己的次级公共领域。其三是公共领域应该讨论什么样的话题。哈贝马斯认为,区别于私人话题,公共领域中讨论的话题应该关系到公共利益、公共事务。这自然不能让包括弗雷泽在内的女性主义理论家满意。在弗雷泽看来,公与私的区别并非是先定的,参与者有能力决定什么是值得谈论并且共同关心的话题。总体上看,弗雷泽从公共领域的进入、公共领域的类型和联结、公共领域讨论的话题这几个方面入手,全面清理了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概念的几个基本假设。究竟弗雷泽的“女性主义的公共领域”的理论有什么特色,并且究竟是否可能,又有什么样的缺陷,而她这一观点和她一贯的政治哲学主张又有什么关联,都是本文要进行探讨的内容。而哈贝马斯对女性主义学者们的这些批判又有怎样的回应和调整,也是本文要陈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