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胜利后，学生运动在全国蓬勃兴起。反饥饿、反内战、立足民族主义的反对帝国主义是这一时期学生运动的主要基调。作为陪都的重庆学生运动更是引起了全国的关注，斗争频率更高，声势更为浩大，对政府的政策的影响也更大。1940年9月国民政府迁到这里，重庆成为了一个中国的政治、外交、经济、文化教育和新闻中心，与此同时，战争中全国许多高校迁到了这里，为学生运动积蓄了力量。据笔者所收集的这一时期重庆学生运动的情况来看，学生运动这一时期呈现了一定的特点。相对于这一时期的其他地方，重庆作为陪都，更易于被政府所掌控，故而其斗争的过程少流血冲突，多有序游行，其行动更为理性且目标也更为明确。同时，国共两党都在动员学生发动运动上不断做文章，反内战和反内乱的斗争在学生中成为斗争的焦点，双方所代表的学生都认为自己是唯一代表政府、代表广大学生的，所以学生运动的发生在这一时期内带有戏剧性和表演的性质，其主要目标在于使另外一方在斗争中失去信任，争取中间学生的支持成为这一时期斗争的一个方面。相对于五四运动，战后的学生运动是自动和被动的统一。一方面，它没有完全抛弃五四运动那种完全自治、自决和自动的习性。这种斗争的精神，是中国自古知识分子所拥有的不同于普通人的自我认知和定位决定的。在国家分裂、民族危亡之时，学生“读书不忘救国”的念头使学生积极的参与政治斗争，并成为运动的领导者。这一时期的特殊经济形势以及国民党的政治腐败，学生的经济处境十分恶劣，为了生存坏境得到改善，学生奋起抵抗，体现了主动性的一面。另一方面，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都认识到学生在斗争中的重要性。国民党政府在坚持“去政治化”的大方针下通过“党化教育”、控制学生自治会、舆论反攻、以及成立组织等方式来抑制中共领导的学生组织的蔓延，对于学生运动的态度主要采用了“软化”和“利用”为主、镇压为辅的方针，在学生运动的过程中主要担任“监护”任务，防止学生游行过程中运动扩大和意外事件的发生，同时也利用学生不断的对共产党进行反击，学生在“被运动”的过程中逐渐丧失了自动性。学生运动因何勃发兴起？据笔者的观点来看，乃因抗日战争的胜利为学生运动提供了一个契机。从社会运动理论的角度来讲，即是这一时期的政治结构为学生运动提供了一个机会。当此之时，中共的力量不断扩大，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国民党政府对待学生运动的态度以及国共两党通过动员学生进行的斗争更加剧了学生运动的发生。也就是说，这一时期的学生运动是中国当时独有的历史背景、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下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