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道国政府清廉度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着重要的影响，而目前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东道国的市场规模、要素禀赋对中国跨国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对东道国政治因素的考察多为投资政策、政治稳定程度等。对于东道国政府清廉度的分析较少。在理论上，东道国政治清廉度与对外直接投资正相关，而现实中，近年来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在一些高政治风险国家的迅速增长。基于这样的研究背景，本文首先回顾了东道国政府清廉度与对外直接投资有关的理论和文献，并介绍和分析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类型、分布及各东道国的政府清廉情况。随后，理论分析东道国政府清廉度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正面效应与负面效应。一方面，东道国政府清廉会减少跨国企业的额外成本，降低不确定性，从而吸引对外直接投资；另一方面，由于政府不清廉可能会加快审批程序，带来额外收益，政府清廉度也可能与对外直接投资负相关。进一步地，本文探讨了东道国政府清廉度对中国境外直接投资的三种主要类型——中国资源寻求型、市场寻求型、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影响。由于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类型和目的的不同，政府清廉度对其的正面效应及负面效应的影响程度也将有所差异，从而表现出不同的结果。实证结果与理论分析一致。采用中国对其他72个国家1995-2010年的面板数据，本文基于OLS、FGLS方法实证分析东道国政府清廉度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中的作用。与绝大多数就发达国家情况研究的实证结果不同，总体而言对于中国境外直接投资，政府清廉度的负面效应占据上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东道国政府清廉度显著负相关。进一步地，在对样本国进行聚类分析后，考察了中国不同类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政府清廉度的敏感度，回归结果显示对于不同动机的对外直接投资东道国政府清廉度的影响各不相同，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与东道国政府清廉度负相关但并不显著，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倾向于投资于东道国政府清廉度低的国家，而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与东道国政府清廉度的敏感度为正。这也证实了理论分析指出的由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和特性的不同，导致政府清廉度对不同类型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差异。最后，在上文理论与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