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不仅是一个企业基业长青的重要支撑,还是一个国家繁荣昌盛的关键引擎,更是一个民族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我国在加快实现成为创新型强国中,进一步强调发挥企业对创新的引领作用及尊重企业引领创新的主体地位。据统计,全球500强企业中成功的军人企业家举不胜数,他们具备的军魂与企业文化碰撞擦出创新的光芒。与之伴着行为金融学的兴起与发展,学界对企业决策行为的研究逐步从行业和公司层面的固定效应转为关注管理者层面的固定效应,并由分析管理者的显性人口特征（性别、学历和年龄等）到深究管理者的早期人生经历等隐性人口特征,揭示管理者个人特征与企业决策行为的“黑箱”机制。而我国退役军人数量累计约有5700万,每年约有30万的新增退伍军人,特殊的军队组织文化和退伍转业国情,赋予了高管从军经历特殊的研究意义。基于此,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高管的从军经历为研究视角,高管中选取拥有主要决策权的董事长为研究对象,以高阶理论、烙印理论和技术创新理论等相关理论为研究支撑,结合我国创新投资和高管从军经历的背景与现状,并列举了五位军人企业家的成功案例,深入探讨我国高管的过往从军经历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同时,进一步分析不同企业环境下具有怎样的作用差异,及从军经历给高管打下的内在“烙印”又会给企业经济价值产生怎样的影响。具体地,2008-2017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建立了“高管从军经历——风险偏好——企业创新投资”的分析链条,实证结果表明:（1）董事长从军经历与企业创新投资显著正相关,即相比于非从军高管,具有从军经历的高管所在企业具有更高的创新投资水平;（2）董事长从军经历通过其所塑造的风险倾向进而影响企业创新投资,即高管风险偏好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进一步地,将总样本划分为三类分样本: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东部企业与中西部企业、高技术企业与非高技术企业,深入分析在不同企业环境下高管的从军经历与企业创新投资间的影响机制,即分别讨论了企业的产权性质、企业的所在地区和企业的所在行业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在非国有企业、东部企业和高技术企业样本中,具有从军背景的高管对企业创新投资强度存在显著地促进作用,且高管的风险偏好仍然在其中起中介效应;而在国有企业和非高技术企业样本中,主效应与中介效均不显著,甚至不存在;中西部企业主效应显著,中介效应不存在。最后回归到企业经济价值的落脚点,具有从军经历的高管通过高水平的创新投资实现企业价值。本研究揭示了高管从军经历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及可能的影响路径,并针对企业异质性进一步讨论了不同产权性质、不同地区和不同行业下从军高管对创新投资影响产生的差异,最终分析了高管的从军“烙印”通过创新投资决策给企业带来的经济意义。从理论方面推动了高阶理论和烙印理论在企业决策行为研究领域的应用与发展,丰富了企业高管决定创新投资的动因研究及高管个人特征与企业创新投资间的作用机制;从实践方面提供给不同类型的上市公司人力资源管理以指引与借鉴,以期企业高管更全面地理解自身特征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并更好地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利用其优势为企业和国家贡献更多地积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