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用人单位均在劳动规章制度中对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制定集体性的规定,同时在劳动合同中对个人劳动者工作的时间及周期进行约定,从而使劳动者服从用人单位的指示工作。在当今世界,劳动者工作时间过长的情形屡屡出现,“过劳死”、“过劳伤”等危及身心健康的事件频发,但是我国关于加班的立法主要仍是按20多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规定。法律应当应时而变,现实生活中已出现多种介于工作时间与休息时间之间的状态,所以此时更需要立法明确工作时间的概念。因工作时间属于劳动基准,只能规定最低标准,因此标准以上部分只能由劳资平等集体协商予以确定,这部分法律不应当涉足,否则有错位之嫌,所以此时更需要立法保障劳资协商,确立工会代表权。加班立法的本质是国家公权力对劳动关系的强制性调整,由于资本具有稀缺性和独占性,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实际处于一种被支配和被管理的地位。所以劳动立法的基本原则只有一个,即保护劳动者权益原则。在此原则指导下,本文围绕我国加班立法的缺失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首先对工作时间的概念进行界定,从法定工时基准入手,辨析五种工作时间定义的优劣,进而囊括出界定工作时间的三个主要特征:拘束性、关联性、目的性。继而反观实际的工作时间,八小时工作制已打了不少折扣,不仅是执法的问题,更是立法的问题。在明确了何谓工作时间之后,才能界定延长工作时间的定义。在界定时,难免会联想到值班、轮班、“过劳”、“自愿加班”的问题,因为这些概念与延长工作时间均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本职性值班超过劳动合同约定时间的值班时间应被认定为加班,并支付加班费,而附随性值班不能被认定为加班,只能获得值班津贴;“过劳”本质为加班造成的违法现象;“自愿加班”系由多种因素共同导致,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隐形强制劳动,应当通过立法予以规制。只有将这些概念厘清,才能为规制加班提供清晰的方向。在这个科技推动创新,事实推动理念的时代,早已不是除了工作时间以外的时间均为休息时间了,有很多时间是夹杂在二者之间的状态,本文就紧接着论述了三种“不完全被视为加班的时间”,即工作准备时间、随时待命时间、呼叫待命时间。工作准备时间、随时待命时间应被认定为工作时间,而呼叫待命时间不应被认定为工作时间。继而进一步分析了我国关于企业加班立法的缺陷,笔者分别从工作时间的界定不清、加班费基数的确定不明、工会代表权存在缺陷、劳动监察制度存在不足四个方面着手,并通过借鉴德国、日本、美国关于加班问题的规定,在最后一部分通过工间休息、工作日之间的最短休息时间的立法完善我国工时制度,围绕“过劳”应当纳入工伤保险范围、统一加班费计算基数、完善工会代表权及劳动监察制度四个方面进行相关配套立法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