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专注于文学自身世界的创作往往被斥为"小道",因为它们丝毫无助于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也不能传播有益于个人修养和统治秩序的儒家道德伦理观念,是无用的,因此也就没什么价值.只有那些追求道德或实际社会作用的创作才能受到推崇,经常被吹捧为"经国之大业".不管"小道",还是"大业",都是以实用工具论为标准对文学作品作出的评判.这种标准认为文学价值主要在于其道德和社会效果,它是古代以来一直占统治地位的看法.近代末期,在外来影响的刺激下,这种实用工具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小说和戏曲因其推论出的社会作用成为比诗文更重要的文学体裁.该文第一部分以梁启超为主要论述对象,追溯了对这种认识产生影响的外来思潮,并且指出这些外来影响并没有带来什么新的东西.当时小说和戏曲社会作用的鼓吹者,虽然大都引用了西方或日本的结论和证据,但他们的观念实际上是和古代文学的实用观念一脉相承的.真正带来变化的是另一些西方文论或美学理论.当时注意到这些文论资源的人并不多,该文第二部分分别论述了严复、王国维、黄人、周作人在西方影响下形成的对文学价值新的认识,并总结出其中外来文论引起的共同变化.这些认识大都形成于1908年前后,之后几年人们对文学价值的认识渐渐地超出了实用工具论范围,该文也对它们进行了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