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特殊而复杂的半殖民语境中,诞生了三份颇具影响力的“摩登”女性刊物——《玲珑》妇女图画杂志、《良友》画报和《妇人画报》。深受欧风美雨及租界文化影响的它们,为彼时上海之都市女性身体的“现代性”建构,提供了一套具有某种系谱性、权威性的参考标准。都市女性经由对上述三份刊物中西方“现代性”的融会杂糅、效仿改造,在形成一种既不完全等同于西方,又明显区别于传统的“新式”生活方式与生活观念之同时,也学会了如何去塑造自己的“摩登身体”,更实现了自身对在传统两性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之男权／父权话语的僭越,以及对在救亡图存中所产生之强大民族主义国家话语的挪用。因而,《玲珑》、《良友》和《妇人画报》对我们考察、还原彼时上海的“摩登”女性刊物在西方文化影响下对于都市女性身体的“现代性”建构具有着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不仅如此,我们还能透过其中对于(西方化女性)“摩登身体”与“现代生活”的引导和描述,返观作为受众的女性读者是如何在有意无意中接受、融入甚至共同参与了这一过程,并进一步在大众媒体及现实生活中做出自身的相应“反馈”,从而让我们探究出这整个进程背后,其所隐含的社会内核与政治内涵。第一章：通过探究(西方)“现代性”和“身体”(这两个概念)对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半殖民语境上海都市居民与“摩登”女性刊物的意义,我们发现,借由“封面女郎”、“时装展览”、“美容专栏”、“时尚用品广告”等充满“西方元素”的图文,《玲珑》、《良友》和《妇人画报》为上海女性带去了西方化的新式生活方式与生活观念,并将“现代性”渗透到了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与此同时,女性也在此过程中前所未有地关注、认识甚至掌控了自己的“身体”,从而帮助画报实现了对于都市女性身体之“现代性”建构由“媒体营造”(想象层面)到“生活应用”(实践层面)的落实。第二章：在《玲珑》、《良友》和《妇人画报》中,以“家庭”为主题的广告,往往都会体现出浓厚的(西方)“现代性”色彩；另外,这些广告也经常伴随着男性“弱势”甚至被直接“去势”的现象。事实上,在“现代性”与“国难”的“夹击”之下,“男权／父权话语”开始向“国族话语”低头,而女性便于这“语境重置”的开放性中获得了突破男性所建立之“真理体制”的契机。于是,“家庭空间”便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权力挪用”的发生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都市女子在其中或多或少地实现了对传统男权／父权话语的颠覆和僭越。同时,伴随着妇女在“现代”家庭中地位的逐渐提高,刊物中也随即出现了不少女性表达自身“厌男心理”与“现代”性意识的图文,其不仅体现了西方“现代”婚恋观通过“摩登”女性刊物而对上海都市女子所产生的影响,也展示了后者在吸纳、汲取这一“现代观念”的过程中,对于传统男权／父权话语之主导性与权威性的消解。第三章：在西方崇尚女子“体而健”的“现代”审美观影响下,《玲珑》、《良友》和《妇人画报》刊载了大量倡导女性走出家门进行体育锻炼的图文,其在将“西方(女性)”作为偶像予以呈现的同时,也在此过程中反拨了中国欣赏“女子病态瘦弱”的审美传统；此外,“摩登”女性刊物中关于女运动员的报道,又使得前者替代男性成为了“现代性”的新载体,帮助读者完成了“半殖民语境下的中国并不弱于西方列强”的想象。不仅如此,杂志又通过策略性地将(西方现代)“健美观”与“新生活运动”相结合,于暗中推动、引导了都市女性在“身体”战场中去发挥自身的能动性,从而经由对民族利益和国家政策的越界企图和挪用行为来争取(甚至实现)自己的身体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