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十七年时期《人民文学》的小说为基本研究对象，以爱情主题为切入点，考察十七年时期小说中关于爱情主题的书写，通过两类爱情小说的不同遭遇，探察这一时期文学中表现的爱情观及其对人性的关注，分析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以及政治对文学的干预导致的后果，并简要说明十七年小说中的爱情描写对传统和现代两方面的背离。十七年时期《人民文学》中的小说在爱情描写上大体呈现出两种风貌：一种是完全符合政治审美标准的“鲜花”式的爱情；另一种是被视为思想流毒的“毒草”式的爱情。前者是《红花朵朵开》、《唐兰的婚姻》、《山那面人家》、《我的爱人》、《爱情》等作品中表现的爱情，它们紧密配合政治的需要，青年男女在谈情说爱时持守坚定的政治理性，他们以崇高的共产主义道德观为爱情的基础，在共同的生产生活和政治斗争中建立了深厚的情感。无论在生产、生活还是在革命斗争中，他们不仅是爱人、知己，更是革命的同志和战友。当面临爱情与革命事业的两难选择时，他们都义无返顾地选择了后者，爱情成了检验政治觉悟是否崇高、革命意志是否坚定的试金石。这些作品在当时曾受到了热情的赞誉。后者是《让生活变得更美好吧》、《洼地上的“战役”》、《红豆》、《美丽》等作品中表现的爱情，这些作品一经发表就掀起了轩然大波，成为众矢之的。在面临爱情的选择时，由于作品中人物的态度不够“彻底坚决”，显出了那么一点点的犹豫；在表现爱情的陨灭时，由于作者的人道主义情怀显现了一点灵光，表现了那么一点点的悲情，这种爱情便被视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爱情，是自私自利的为无产阶级所不齿的爱情，这些作品随之成为人人唾弃的“毒草”。从二者截然不同的际遇，可见十七年时期推崇的是什么样的爱情观。十七年《人民文学》小说中的爱情描写普遍带有简单化、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虽然当时已经有人对这种倾向产生了质疑，并适时地指<WP=48>出了这种描写的弊端，但是，文学的艺术需求和学术需求比起政治的需要显得是那么微不足道，权威的理论家们马上做出了回应，为文学的政治化寻找合法的依据。然而，任何口若悬河的狡辩都无法掩盖文学的政治化所付出的沉重代价：一、以群体意识扼杀了个性的欲求。文学“大众化”要求以一种普适性的原则迎合大众的口味，任何超越群体的个性意识都是不合时宜的，爱情中的个人主义的因素遭到绞杀，最具个性的群体——知识分子，成为沉默的一族；二、“英雄”的赞歌换来了爱情的挽歌。“典型化”的创作方法要求塑造“高、大、全”的社会主义新英雄，他们无不是大公无私、立场坚定、富有革命理想的进步人物，他们永远不会沉溺于卿卿我我的儿女私情，在他们身上体现的是革命的豪情和深厚的阶级友情，“英雄”们的很多行为在今天看来有些“矫情”，甚至不合人情，因为当顺应时代需求的“英雄”们高奏社会主义凯歌时，他们作为人的那一面已经被抽干了；三、革命的浪漫代替了爱情的浪漫。“两结合”的创作方法，要求作家以“革命的浪漫主义”的精神去反映现实生活，而 “革命的浪漫主义”总能以一种乐观、高亢的情怀包容和消解爱情乐章中的不和谐音符，它所强调的“革命性”（实指阶级性）也总能在最关键的时刻、令步入歧途者“迷途知返”——爱情的浪漫逐渐为革命的浪漫所取代，而这一过程的实现，一方面通过政治对文艺的规范和制约，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作家们对规范的“自觉”皈依。它以不顾现实的态度，按照理想化的模式美化和神化着并不光彩的现实，造成文学表现现实方面的全面失真。不仅如此，十七年《人民文学》小说中的爱情描写，对传统和现代两方面都产生了背离。首先它改造了传统的爱情观，对男性的审美标准，不再以儒雅和才情取胜；对女性的审美倾向，也不再以美貌和温柔见长，而是以“劳动”、“思想”等为指标，并以一种“革命伦理”代替了传统的“人伦”秩序，“阶级性”成为划分人群的惟一标准，它打破了传统人伦关系中的血缘、亲缘的链条，一切情感都被置于意识形态的范畴之中，<WP=49>使得刚刚解除封建枷锁的爱情，又带上了一副政治的镣铐；其次，十七年《人民文学》的爱情描写，表现出了一种“反启蒙”、“反民主”和“非理性”的倾向。以自由思想为核心的“个人主义”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绞杀。“大众化”本身排斥的就是“个人主义”，因而，作为人类最个人化的情感——爱情，在文学政治化中首当其冲；同时，在政治理性的规约下，启蒙主义的怀疑精神遭扼杀，文学的“真实性”岌岌可危；此外，对“古典”和“民歌”两条文学道路的选择，更是切断了五四的文学现代化之路。因为，无论是“古典”还是“民歌”，在政治审美标准的规范下，都没有什么现代性可言，这一“出路”，又恰恰是五四新文化的先驱者们坚决反对的道路。由此可见，十七年文学对五四文学是反其道而行的。文学是人学，它有自身演变的历史和发展规律，任何试图用政治图解文学的做法都是幼稚和危险的。文学也需要“民主”和“科学”，只有给文学以充分的自由发展的空间，才能保证它更加深入地挖掘人性的内涵；只有对文学持科学的态度，才能使之更加真实地反映现实。五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