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营失败是市场竞争中的普遍现象，因而有效的破产制度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指导，以国内外专家学者关于企业破产研究的既有理论成果为逻辑起点，以企业破产的基础理论和企业相机治理理论为理论基石来展开对企业破产制度的考察和讨论。全文采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描述相结合的方法，综合运用博弈论、回归分析等多种分析工具以及制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社会学等多门学科的相关理论，系统阐述和探究了企业相机治理的理论模型及理论体系、企业破产过程中各相机治理主体之间的利益博弈、企业破产过程中的相机治理模式设计、我国企业破产制度的制度检视与改革方向等等内容。 本文的研究目标是，以企业相机治理理论框架为全文的分析基准和逻辑视域，力图通过对相机治理视角下企业破产制度效率的考察和解构，检视并发现传统企业破产制度的瑕疵和不足，继而为我国企业破产制度的重构方向提供依据和参考。 本文的研究进路是，首先进行文献综述，指出既有研究的不足主要是较少将企业破产问题放在一个全新的视域(如相机治理视域)来进行考察。其次，在国内外专家学者关于企业破产制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搭建完整的企业相机治理理论模型及理论体系，并对该模型及体系进行详尽的解构和诠释。嗣后，借助博弈论这一经济分析工具对企业破产过程中各相机治理主体之间以及相机治理主体和债务企业之间的各种利益博弈行为进行全面的追踪和考察。在此基础上，对企业破产过程中各相机治理主体的相机治理模式进行探究和设计。接着，以来自我国国有企业的证据对前述理论分析进行实证检验。最后，对我国企业破产制度的历史演进路径及现状进行检视并给出我国企业破产制度重构方向的具体改革建议。 全文主体共分七个部分，具体如下： 第一部分，导论。该部分主要对本文问题的緣起，国内外对该命题以及该领域的研究现状，本文的研究目的、意义、逻辑进路、主要内容、研究方法及基本约定等内容作了较为详尽的交待和安排。 第二部分，相机治理的理论模型及基本诠释——一个分析的基准。这个部分是全文的理论基石。它为后文对企业破产制度的考察和分析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和清晰的逻辑视域。该部分以公司治理理论为起点，阐述了公司治理理论与相机治理理论的渊源递进关系，搭建了完整的企业相机治理理论模型和理论体系并对之进行了详尽的解读和诠释，继而分完善市场经济条件和非完善市场经济条件两个视角进行了相机治理视角下的最优破产制度设计。该部分的主要观点认为，在企业从正常经营状态到非正常经营状态直到破产清算退出市场的整个过程中，为了使整个债务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和整个社会福利达到最优化，可以通过在《破产法》或债务契约中进行相应的安排，使各相机治理主体充分发挥其相机治理作用来使目标得以实现。一个简化的相机治理程序是，随着债务企业财务状况的逐渐恶化，债务企业的控制权应当沿着股东、债权人、职工、其他相机治理主体的路径适时而有序地转移，相机治理主体在掌控企业的控制权后可以而且应当相机地采取措施来参与债务企业的治理。 第三部分，企业破产过程中的博弈研究，相机治理视角。该部分以不对称信息和博弈论为锲入点，阐述了博弈论的基本思想和方法。在此基础上，以相机治理为研究视角，考察了企业破产过程中债务企业与各主要相机治理主体(股东、债权人、职工等)以及各主要相机治理主体之间的各种利益博弈行为，同时精心搭建了各种博弈模型来对这些利益博弈行为的行为动机、行为依据、行为目标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局部效应和整个社会效应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和剖析。具体说来，该部分所考察和分析的相机治理视角下的利益博弈主要包括债务企业和股东之间的博弈，债务企业与债权人之间的博弈，债务企业、股东及债权人之间的博弈，债务企业、职工及抵押债权人之间的博弈等。该部分的主要观点认为，当债务企业的财务状况达到股东控制区时，股东面临着要不要对债务企业进行接管的选择，与之相对应，债务企业的内部人也面临着要不要进一步侵占债务企业资产的选择；当债务企业的财务状况恶化到债权人控制区时，债务企业将面临要否做虚假财务报表和要否申请和解整的选择，与之相对应，债权人也将面临要否对债务企业进行审计和要否接受债务企和解整顿申请的选择；在债务企业的财务状况恶化到职工控制区时，债务企业和职工之间开始进行激烈的利益博弈，这种利益博弈在我国特殊的环境下又特别异化为职工劳动债权与抵押债权人抵押债权之间的利益博弈；上述博弈在何时达到均衡，均取决于各博弈主体相互的策略空间和策略选择。 第四部分，企业破产过程中的相机治理模式设计。该部分在第二部分(企业相机治理的理论基础)和第三部分(企业破产过程中的博弈研究)的基础上，对企业破产过程中的各种相机治理模式进行了探索。主要是在对相机治理模式中的主体选择、信号传递、相机治理程序等要素进行解析的基础上，尝试设计了与股东、债权人、职工以及其他相机治理主体相对应的各种相机治理模式，并进一步进行了基于这些相机治理模式的破产程序改进设计。该部分的主要观点认为：第一，一个完整的相机治理模式至少应当包括相机治理主体、信号传递机制和相机治理程序三个要素。第二，股东的相机治理模式主要有更换管理者和对债务企业进行收购、兼并等；债权人的相机治理模式主要有企业重整(CorporateReorganization)和破产清算两种；职工的相机治理模式主要是积极进行“生产自救”和善用自己手中的选票等等。第三，基于相机治理模式的改进破产程序应当将重组部分作为破产程序中的一个独立部分，即企业破产时，企业作为一个新的“全权益”(allequity)企业存在，企业的债务全部取消，然后，通过外部的一个监督者如法官在一定时期内征集对新企业的竞价，并按原来的优先次序对企业的股票配置权利。通常情况下，由企业最高级债权人获得企业资产全部的“控制权”，称之为重组权；次级债权人有权选择通过对最高级债权人全额清偿从而“剥夺”最高级债权人的重组权，称之为重组期权；依次类推，股东有权选择对所有债权人全额清偿而获得企业的控制权；其他某一债权人也有权对另外的全部债权人全额清偿而获得重组权或控制“全权益”企业；这个改进的破产程序对于我国企业破产制度的重构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参考意义。 第五部分，破产、博弈与相机治理的实证研究：以我国国有企业为例。该部分以来自我国国有企业的证据对前述理论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第一，在债务企业的破产过程中，各相机治理主体参与债务企业的相机治理治理程度越高，其总的专用性资产回收率也就越高，或者是说，在债务企业的破产过程中，各相机治理主体的专用性资产回收率与其参与债务企业相机治理的程度呈正相关关系；第二，在债务企业的破产过程中，行政干预程度越高，破产效率越低，各相关主体的专用性资产回收率越低，或者是说，在债务企业的破产过程中，全部专用性资产投资主体的资产回收率与政府的干预程度呈负相关关系；第三，在债务企业的破产过程中，各相机治理主体之间以及各相机治理主体与债务企业之间均存在着各种静态或动态的利益博弈，在债务企业的破产过程中，各博弈主体均是按照“理性经济人”假设进行策略选择。此外，该部分还对我国国有企业破产过程中相机治理机制失效的原因进行了解剖。 第六部分，我国企业破产制度：制度检视与效率重考。该部分对我国企业破产制度安排的历史沿革和实践情况进行了检视，结果发现：从相机治理视角来看，我国企业(不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破产制度存在着严重的弱有效性问题，主要表现在债权人的无权地位导致了相机治理机制的失灵、相机治理主体的二级错位导致了相机治理机制的失效、行政干预制度致使相机治理主体的相机治理作用无法发挥，杂乱的制度安排使相机治理主体无所适从，重整制度和清算制度效率低下等诸多方面。同时，该部分还以案例研究的方式对政策性破产和市场化破产作了较为深入的比较分析。 第七部分，我国企业破产制度的重构：改革建议。该部分主要是在前述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企业破产制度的重构方向给出具体的改革建议。主要是：第一，解决破产过程中的相机治理机制失效问题，具体包括建立债权人对债务企业的接管制度、培育相机治理机制有效实施的土壤和制定统一的破产制度等方面；第二，抓紧制定由政策性破产制度到市场化破产制度进行变革的各项措施；第三，对现行的破产法律制度进行重新塑造，具体包括破产预警制度的重建、破产边界的重新定义、破产清算制度的重构以及和解整顿制度的重铸等等方面；第四，配套制度的改革，包括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金融体制的改革、资本市场的改革和加快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等方面；第五，制定国有企业破产制度改革的过渡期改进措施。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 1、研究视域和研究范式创新。首次将企业破产问题纳入相机治理理论框架和理论体系下来进行全面而完整的考察；并首次尝试以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研究范式来研究企业破产制度的创新问题。 2、理论创新。首次完整地搭建企业相机治理理论模型和理论体系。 3、解决问题的方案创新。首次就基于相机治理分析所反应出来的现有破产制度的瑕疵和不足开出较为完整的治理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