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理学的北上，给蒙元初期的传统儒学带来了新的刺激，而起到桥梁作用的人物，主要是战争中被罗致的赵复和出使后被扣留的家铉翁等学者。赵复在金亡之后北上，对程朱学派在北方的凸显有不小的贡献；家铉翁则于宋亡前夕将陆学带到北方，成为北方学术圈和会朱陆的先驱。 在金亡到宋亡之间，随着理学影响的不断扩大，蒙元初期的儒学经历着新旧之间的冲突和转变。在此过程中，诞生了蒙元初期理学的代表性人物(许衡、郝经、杨恭懿、萧爽斗、刘因等)和学术群体。这种新的局面，不仅仅是儒学内在理路的合理延展，同时也体现着时代对儒学的要求。因为，在应对异族统治、三教竞逐等带来的多种文化危机时，理学比传统儒学起到更大的作用；在帮助儒士们于艰难时世中安顿自家身心方面，理学也比传统儒学有更多的优长。 在理学思潮中，蒙元初期的散文观在多个方面有不同程度上的改变：从“诚”本论到“理”本论，体现出对散文本体的认识变迁；“内游”说的出现，是对创作主体内在德识修养的更高要求所致。郝经的三级文体分类法，较之以往，既富于尊经尚道的色彩，又能够重视表现手法；而赋体上的弃“律”趋“古”之风，不仅有理学传播的推动，而且受科举废除的影响甚巨。如果说，“遍考诸法”的行为，彰显了学习前人文法的意义，那么“文无定法”的主张，则强调了在遵循“大法”前提下的自由创造。韩愈能够压倒在金代长期占优的苏轼，成为蒙元初期散文的主要师法对象，与道统观念的宣扬大有关系；经久不衰的“文以载道”口号中，自有蒙元初期文学功用观的独特内涵。凡此种种，构成了蒙元初期散文观的丰富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