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旗”、“民”之间——清代以来三江口水师营驻防旗人的生计模式与社会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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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满族贵族以八旗为立国之本,深入探讨八旗旗人的社会生活和身份认同,对于理解清朝的政治文化和当代“满族”的历史语境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清代福州三江口水师营驻防旗人为研究对象,以时间为线索,通过考察雍正年间以来至民国时期这批驻防旗人的生计模式和社会生活的变化,探讨了他们的生存状态、生活习俗和社会身份认同的历史变迁。  在雍正年间旗营建立之初的一段时间里,由于清代的八旗驻防制度,规定了旗营官兵以军事活动为基本生活内容,也决定了这些官兵及家属的生计来源主要依靠于粮饷的供给,从而构成了较为单纯的“营伍”社会生活方式,也形成和强化了他们作为“旗籍旗人”的身份认同。到了清中叶前后,随着旗营人口的增长和京籍制度的变化,许多旗人为寻找新的生存之道,不得不开始“出旗为民”,或脱离旗籍而成为普通民人,或自发在旗营之外寻求生计,结果使得水师旗营由单纯的“营伍生活”开始走向“亦旗亦民”的社会生活,驻防旗人开始“地方化”,并因此导致旗营旗人与当地民人的联系加强,开始形成新的社会关系和文化习俗。进入晚清以后,随着西学东渐和水师旗营的近代化改革,不少旗人开始接触、接受近代科技文化和新思潮的教育与熏陶,向外寻求更广阔的生存空间;与此同时,由于家庭规模的发展,追寻祖先历史记忆、编修族谱、修缮祖墓和举行祭祖等家族建设活动开始在这一时期提上议事日程并有序展开,而由此形成的旗人家族组织和传统的家族观念,其结果不仅导致了旗营社会结构的转型,也强化了近代“旗人”的社会凝聚力和文化认同。清末辛亥革命的爆发,直接导致水师旗营的彻底解散,所有驻防旗人从此走出制度意义上的“旗营”,完全脱免“旗籍”的身份,开始在民国的新时代,努力寻求新的生计和社会认同。但是,由于之前的历史经历,他们不仅没有走出“旗营”和“旗人”的历史传统,还在这个新的时代传承和继续构建他们的“旗人文化”,这个旗人文化成了近代以来旗人后代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可的一个重要媒介,也是理解当下长乐琴江“满族村”(即清代福州三江口水师驻防旗营所在)的重要历史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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