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国内学界对经济服务化“中国悖论”认识上的偏误和对其成因的解释以外生因素为主的状况,本文通过借鉴Eichengreen and Gupta (2009)对世界各国服务业比重变化规律的测度方法,用中国1952-2010年的地区面板数据对我国服务业比重变化的长期规律和阶段性特征进行测度,并对“中国服务业发展悖论”进行了新的解读。在将“中国服务业发展悖论”正式解读为“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悖论”的基础上,借鉴Markusen(1989). Francois(1990a). Marrewijk(1997) Huang (2011)等人·的理论模型,分别从规模报酬递增和专业化报酬递增两个角度构建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互动的分析框架,并从产业互动中解析出了影响生产性服务业增长的需求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结合理论模型得出的结论和中国经济发展的特征,我们分别从宏观(产业结构、贸易结构)和微观(企业异质性)两个层面对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落后的各种需求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从而对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悖论做出了合理解释。研究的基本结论为：(1)从宏观国家层面考察,我国服务业产出比重的变化确实有悖于世界经济整体服务化的趋势；但在地区层面上,我国服务业比重与人均GDP的关系基本符合“服务业比重随经济发展不断上升”的普遍规律；我国大部分地区仍然处于以传统服务业为主的第一波发展阶段,只有少数地区进入了以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为主导的第二波。上述结论表明,所谓的“中国服务业发展悖论”实质上是“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悖论”,即在国民经济高速增长、工业化快速发展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比重不但没有上升,反而停滞甚至呈下降趋势,这与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时期中间需求型服务拉动为主的服务业增长规律相悖。(2)基于规模报酬递增和专业化报酬递增两个角度构建的产业互动模型发现,产业互动中影响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需求因素包括制造业生产中的服务投入份额、制造业企业规模、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的多样化需求、国民收入水平、直接劳动和间接劳动的工资差异等。其中,制造业生产中的服务投入份额是最直接和关键的影响因素,不同规模的制造业企业因组织结构和经营目标的差异而选择不同比例的中间服务投入,国民收入水平则通过影响消费者多样性偏好、制造业生产方式变化等影响各产业对生产性服务的中间需求。对中国来讲,产业互动中影响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内生需求因素主要在于以低端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以加工贸易为主的贸易结构和以所有制差异为代表的企业异质性三个方面,因此,结合理论模型结论和中国经济发展的特征,我们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产业结构、贸易结构、企业异质性三个视角对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悖论的成因进行实证检验。(3)不同产业的中间服务投入份额存在较大差异,国民经济整体所产生的服务中间需求是影响生产性服务业规模化、市场化发展的本质因素。产业结构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影响的实证结果表明：制造业发展落后和制造业企业传统的组织结构阻碍了其对生产性服务的需求,而我国服务业发展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促进作用远远大于制造业,服务业的“自我增强”效应确实存在；企业的产权结构、经营目标以及是否进行规模扩张的动机影响了企业规模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之间的关系；以代工生产和加工贸易为主要特征的中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阻碍了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关联,使得国内生产性服务业因缺乏有效市场需求而发展滞后；另外,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也同样具有明显的“收入效应”。(4)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对外贸易结构对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间接效应方面,即通过进口大量资本密集型设备间接地阻碍了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一般贸易出口和加工贸易出口都因扩大了最终产品市场范围而正向促进了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加工贸易出口虽然促进了生产性服务业整体的发展水平,却阻碍了流通服务业的发展；与中西部地区相比,我国以加工贸易为主的贸易结构对东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影响较为显著。(5)中国工业企业规模与其生产性服务投入、服务外部化都呈倒“U”型关系,但目前二者的关系都处于正相关阶段；与私营、外资企业相比,国有企业的生产性服务投入水平更高,但服务外部化水平偏低；工业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与其高端生产性服务投入呈反比,这可能主要是国有企业服务投入较高而劳动生产率较低造成的；另外,企业成立年限和地区市场化水平也对企业的生产性服务投入和服务外部化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本文从充分认识生产性服务业在构建服务经济社会中的重要地位、促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良性互动和服务业的“自我增强机制”扩大生产性服务业的中间需求、改善贸易结构和合理引导外商投资、进一步改变企业组织结构和完善服务外部化的市场环境等方面提出了促进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