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思潮开端的新文化运动企图通过思想文艺的启蒙为中国的政治革新奠定深层基础，作为启蒙重头戏的现代文学自一开始就承担了超出自身的重任。后来启蒙阵营分裂，左翼—系主张激烈的政治—社会革命，在文学上，则完全把文学当作政治斗争的工具;自由主义—系则继续坚持改良的方法，在文学上，则坚决反对左翼使文学走向政治化、工具化的道路，但因为力量的弱小，遂经常徘徊在文学和政治二者之间。而《新月》杂志正是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自由主义—系的突出代表。《新月》杂志从理论和创作两方面都坚持了个人主义的文学观，既反对左翼文学的阶级论、工具论，也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文化专制政策;当现实政治情况恶化到使聚集在《新月》周围的这群自由主义者不能容忍的时候，《新月》的钟摆就从文学摆到政治一边去了，反对国民党的党治、人治和独裁，主张民主、法治和人权，掀起了现代史上著名的人权运动。谈政治给《新月》带来巨大的声誉，却也使它自身陷入被压制的危机之中，《新月》就又不得不回到文学上来，却终因人员的星散而衰落。《新月》就这样徘徊在文学和政治之间，在两强斗争的夹缝中尚可有这群自由主义在二者之间摇荡的空间，使之在政治上失败后还可以退守文学（化）一隅，然而这也预示着自由主义未来不祥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