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者”和“旧士文人”的双重身份曾一度让瞿秋白倍感撕裂与苦痛,由此产生的疏离情绪成为瞿秋白一生都挥之不去的“标签”。这也是导致“悲剧性命运的书生领袖”这一论断成为瞿秋白研究难于突破的窠臼的重要原因。然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结合,通过哲学中关于“肯定与否定”的辩证思维分析“疏离与亲近”、“幸福与不幸”的关系变化时便会发现,恰是某种强烈的疏离情感及其曲折转化,使得瞿秋白传统的人生观、苦乐观在经过马克思主义洗礼之后呈现出别样的幸福追求和人生气象。因此,“疏离”作为一种变化的心态,使得“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成为瞿秋白的一种状态定位,而非简单的身份定位。瞿秋白疏离之不同,在于他不仅与人、与世有着强烈的主客疏离,且在自我不同的角色身份之间也存在不同程度的自我疏离。前一种主客间的疏离主要贯穿于瞿秋白早期的人生观轨迹之中,加之传统士阶层身份潜在的文化本性,使得瞿秋白早期的幸福观坐落于儒、释、道三维之间,形成极具中国传统幸福意蕴的圆融形态。后一种自我疏离则主要体现在主政与从文的双重身份之间,或者说是“马克思主义者”与“旧士文人”的二元人格之间的或即或离。瞿秋白希望通过对自我疏离的意识性转化,来实现一种内在的统一和平衡,也正是这种受中国传统文化本性影响的统一和平衡方式,突显了瞿秋白作为一名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其幸福思想和理念的独特表达。当然,其中的理想追求与实现路径在现代人看来或许存在诸般不合理因素,但不能否认的是,瞿秋白这种欲亲近而不得,继而在疏离中不断寻找再度亲近之法的幸福追寻理路,的确赋予传统的“疏离型”幸福以新的理论形态和实践形式。这一丰富和发展为当下“疏离型”幸福的生态转型问题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借鉴与指导。而“获得感”理念的提出以及对“意义获得感”和“实在获得感”的双向把握,则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背景下对“疏离型”幸福做出的一次新的诠释,也正是这种诠释为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积累和实践的开展提供深刻的内容指向与方法导向。因此,“疏离型”幸福不是某种特定的幸福思想,因为它没有约定俗成的内容和方式。“疏离型”幸福也不是某种固定不变的幸福表现形式,作为一种疏离情感的幸福型表达,它蕴含在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和传统中国人的弹性追求之中,并且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被赋予新的特质。从“肯定与否定”的哲学方法论切入幸福的问题研究,才得以用“疏离与亲近”的辩证关系引证瞿秋白“近而不得,离又不忍”的幸福存在特点,即对“疏离型”幸福这一中国传统幸福形态在瞿秋白身上的特殊存在进行系统概述。然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洗礼与熏染使得瞿秋白身上的“疏离型”幸福经历了由传统到现代的形态变化,只有系统回顾这一变化历程、总结瞿秋白幸福思想的实践启示,才能聚焦于“获得感”语境下“疏离型”幸福生态转型的现实问题。这一逻辑顺序即构成了瞿秋白幸福思想探究的整体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