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产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自然现象。由于我国现阶段尚缺乏适用于自然人和非法人企业的破产法,导致实践中大量的消费型自然人、经营型自然人和制裁型自然人资不抵债后,债务人长期背负沉重的债务负担,既不利于债务人及时终结债权债务关系,也不利于其在市场经济中与法人企业展开平等竞争。同时,由于自然人的人身属性,其无法清偿的债务若不能通过破产免责程序得到豁免,不仅影响债务人及其家人的基本生活,而且不利于社会的稳定有序发展。随着我国信用经济和消费信贷的发展,个人面临的资产风险日益增多破产比例不断上升,而我国现阶段的纠纷解决机制——参与分配制度、民事执行制度以及对失信被执行人的严厉惩戒措施,不仅不能根本性地解决个人债务问题,而且有违破产免责制度促进债务人重生的理念。加之,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个人陷入债务困境时的社会救助尚不充分,进一步加剧了个人不能清偿债务境地的恶化。为化解个人面临的债务不能清偿的困境,解决我国司法裁判“执行难”问题,同时顺应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各国跨境破产案件合作共赢的要求,探索构建我国个人破产许可免责制度,通过调和个人责任承担的无限责任原则与破产免责的有限责任原则之间的矛盾,在鼓励债务人积极清偿债务以实现债权人利益的同时,保障债务人的重生以及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正义价值。目前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已经确立个人破产免责制度,根据实施方式的不同,其又分为许可免责模式和当然免责模式。两者实施的核心区别在于对债务人诚实义务的监督权是由法院行使还是由债权人等利害关系人行使。基于我国免责初期消费信贷的发展以及社会信用体系等配套机制的建设,选择以法院行使监督权为主的许可免责模式更契合我国免责制度的历史沿革与公民债务清偿观念的转变。在许可免责模式下经债务人申请并证明符合免责条件,由法院审查裁定免责与否,更有利于维护免责程序的正当性以及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我国个人破产许可免责制度的构建,旨在保护债权人利益与救济债务人重生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因此,如何衡平保护二者的利益成为贯穿个人破产许可免责制度构建的核心问题。通过汲取他国立法的有益经验,本文从我国个人破产许可免责制度的适用主体、范围厘定、免责程序、法律效力和风险防范五方面,提出我国个人破产许可免责制度的具体构建。首先,基于我国个人破产许可免责主体破产能力的不同,在坚持与我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破产原因相统一的基础上,分别论证消费型自然人、经营型自然人和制裁型自然人的破产能力。同时结合债务清偿的基本理论以及我国民事责任免责事由的相关规定,采取概括加列举式的方法,确立免除诚实债务人未予清偿之剩余债务的标准以及不予免责的行为、事实和债务范围。当然,个人破产许可免责的适用要求债务人财产状况明晰。因此,通过债务人财产和豁免范围的认定,确立严格的免责条件与豁免财产范围相结合的部分免责制。其次,鼓励以破产和解、债务整理和重整为主的前置性程序中的协商免责。同时,设置个人破产司法清算程序中的许可免责,以建立债务延期偿还为核心的有限免责程序。债务人对被免责的债务不再承担法律上的清偿责任,同时债权人不能诉请法院强制执行。再次,从我国个人破产许可免责实施可能带来的风险方面,提出加强个人信用体系的引导功能外部防范免责滥用、设置个人恶意破产的惩戒规定内部规制免责滥用、通过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的结合以及建立破产事务管理局,实现程序简化与破产事务专司、同时强化个人负债约束与金融监管,以应对大规模免责对金融稳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