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8月,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确立“团结中西医”为国初三大卫生工作方针之一,实质上提出处理中西医关系的总原则。早在革命根据地的卫生工作实践中,中共就对如何处理中西医关系进行了探索,并逐渐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政策和措施。这一革命遗产在建国初期总结为“团结中西医”方针。本文通过搜集大量相关史料文献,并对史料进行深入研读、整理、归纳,回顾建国前中共22年的卫生工作实践,梳理“团结中西医”方针的历史形成过程,从而加深对这一方针的理解。土地革命时期,由于中共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受到国民党军队及地方武装的重重包围和封锁,卫生资源极端匮乏,西医西药甚为紧缺。因此中共领导非常重视就地取材,提倡“中西医并用”。在工作中的具体表现是：广泛吸收当地中医参加根据地的军民医疗卫生工作；设立中医医院、中医科、中药房等机构；积极运用中草药治疗各科疾病,制备中药制剂等。在当时极端艰苦的医疗环境下,“中西医并用”,保障了根据地军民的健康,为土地革命的胜利做出巨大贡献。长征结束至抗日战争中期,中共领导的军队和根据地继续沿用土地革命时期“中西医并用”的方针,重视发挥中医中药在革命卫生工作中的作用。包括成立制药厂研究开发中草药,“以中代西”；组织中医承担医疗防疫工作等。《新民主主义论》标志着中共对中国革命的全面思考,也规定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必须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由此提出“中西医合作”的卫生工作方针,并具体化为“中医科学化”和“西医大众化”。1944年陕甘宁文教大会后,边区对中西医的团结合作进行了探索,成立中西医药研究团体开展学术研究和交流。陕甘宁边区开创的“中西医合作”方针确立了处理中西医关系的基调,是“中西医并用”方针的总结和发展。中共领导的其他根据地继起仿行,并影响到国初的中医工作政策的制订。建国初期,面对繁重的医疗卫生工作任务和医务人员极端短缺的状况,在全面总结既往22年革命卫生工作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当时国情,中共领导人一再强调团结中西医以及发挥中医药作用的重要性。经过大量调研和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的讨论,最终将“团结中西医”确立为新中国三大卫生工作方针之一。“团结中西医”方针是对建国前中共革命卫生工作全面总结的产物,是中共结合中国当时国情所制定的正确方针。实际上,1949年10月前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现代医药学人力资源严重匮乏这一基本国情都没有改变。基于这一国情,卫生工作的主体,就必须是中医和西医的团结合作,充分发挥中医药的作用,才能够解决4亿多国民的医疗卫生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