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劳动节作为欧美工人运动的一个产物,其传入我国是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尽管是一个舶来品,但在我国近代工人运动史上,也同样有着重大的影响作用及积极意义,是近代中国工人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长期以来,对于近代中国工人运动及劳工问题的研究,却往往着眼于革命史、党史范式下的工人阶级的痛苦生活、非人工作以及随之而来的反抗斗争,抑或新的研究视角下的劳资关系、工团研究等等。但总体上来说,对五一劳动节的深入考察,始终是这一领域研究的一块空白。近代中国,最早大规模的纪念五一劳动节,多认为是在1920年。这一年,北京、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全国重要的城市,均举行了规模不同的纪念活动,并产生了十分广泛的影响。此后五一劳动节逐渐被国人,特别是工人群体所认知,纪念活动逐年举行开来。而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发展,一方面是与一些党派、工团及工运人物,特别是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大力提倡和广泛宣传分不开；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近代工人群体力量的壮大,以及社会认知能力的提升,当然也有外来因素的影响。然而在政团,特别是党派势力组织及参与五一纪念活动过程中,五一纪念也便逐渐成为各方利益诉求的场域,其政治转向日益明显。各利益主体往往以实现工人利益为号召,而试图引导工人群体进入自己的政治运动轨道,以便为自身利益目标服务,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及中国国民党无疑是最重要的影响力量。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社会政治经济建设提到了国家治理议程上,而这一时期,曾经蓬勃发展的工人运动,自然而然地被限制在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民众运动的轨道之内,并服务于党国政治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五一劳动节纪念也势必受此影响,进而出现了一些在形式和内容上都不同于以往的新景象。在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影响下的五一劳动节,是作为国定纪念中的一环而举行的,党国因素渗透其中,政治性的纪念宣传口号,多过经济性的纪念宣传口号,特别是出于国家治理理念运作的需要,势必要求掌控纪念宣传活动的话语权,而秉承总理遗教自然地成为这一问题解决的不二法门。事实上,在国民党国家治理理念中,掌控五一劳动节纪念宣传活动的话语权,进而表达其各种利益诉求,才是国民党及其政权极力运作的一项重要政治策略。而这些利益诉求不仅仅有政党诉求及政府诉求,也有来自社会抑或说是工人群体诉求。在政党方面来说,主要就是实现国民党自身权威的再树立,打击政治对手,进而巩固统治地位；在政府方面来说,是要实现完整的国家治理,即政权、社会的相对稳定,经济的顺利发展；而在工人群体方面来说,自身状况的改善和救济,无疑是最重要的,因此五一劳动节也可以说是各方表达利益诉求的一个重要场域,而这就使得五一纪念充满了复杂性,矛盾与冲突便不可避免。然而,在五一宣传场域下,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在表达其各种利益诉求的同时,却也面临着诸多的矛盾与困境。可以看到,五一纪念场域中不仅有国民党的强势影响,也始终存在着共产党的声音,而为防范共产党,国民党的应对策略之一就是限制五一纪念活动,其结果就是国民党在工人群体中处于不利地位。而“劳资调和论”的宣扬尽管有出于国家建设需要的考虑,但也是为了应对共产党的“阶级斗争论”,然而试图建立“超阶级政党”的利益诉求,却因为表达上的偏差及理论上的缺失,特别是国民党职能的缺位,使得这样的利益诉求不仅无法实现,反而使其自身陷入困顿之中。更重要的是,在此过程中,国民党与工人群体的关系也渐趋背离状态,这种背离,除了外部影响的结果,也同样是其本身矛盾的结果。应当说国民党内部的不协调,乃至冲突,导致自身威信的下降,从而在客观上造成了工人群体的离弃。而其所谓“不要民众”的工人运动政策,与其说是国民党放弃工人运动的表现,毋宁说国民党工人运动出现了偏差的结果,是其在国家治理理念上的偏差的结果。总之,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7-1937),五一劳动节纪念宣传活动在国民党及国民政府的掌控下,展现的是其国家治理理念及其利益诉求,而实际折射出的却是国民党国家治理过程中的统治困境与矛盾状态,抑或是诉求与运作之间的背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