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人之一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曾经说过:“信息之于民主,就如货币之于经济”。言下之意,在现代社会中,随着信息化进程的加快与社会数据化的转型,信息的价值逐渐凸显,人们对于信息的挖掘利用使得信息成为一种重要资源。但是,在这样一个网络普及的时代,公民的个人信息更容易暴露在公众的视阈下受到相关犯罪的侵蚀。于是,随着公民对提升公民个人信息安全诉求的不断加码,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已经成为众矢之的。从《刑法修正案（七）》对《刑法》第253条之一的增设,到《刑法修正案（九）》三次草案的反思,到《刑法修正案（九）》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全规制,再到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两高”司法解释）的解释细化,无不体现出我国立法层面和司法层面对公民个人信息泄露及其引发的附随风险的关注。根据《刑法》第96条,“违反国家规定”仅限违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决定,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措施、发布的决定和命令。但是“两高”司法解释第2条并未对“国家有关规定”的制定主体作出特别的限定,并且将部门规章也纳入到“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范畴之中。这一规定突破了刑法总则的规定,反映出对罪刑法定原则的两大思想基础——民主主义和尊重人权主义的忽视,违背了成文的罪刑法定、严格的罪刑法定、适正的罪刑法定和明确的罪刑法定。在法秩序统一性的视野下理解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的“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原则上仍应限定在《刑法》第96条的范围内,但当行为人违反的部门规章是为了贯彻“国家规定”而予以进一步明确、细化的情况下,才能够作出该行为是否属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判断,从而维护刑法内部秩序的一致性和刑法外部秩序的协调性。立法者增加了“有关”二字并非基于扩大补充规范范围的需要,而为了是将补充规范的内容限定在与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有关。一言以蔽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的“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是违反与“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有关的”国家规定的简洁表述。法官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认定,不能虚置“违反国家有关规定”,而是应当在司法裁判文书中明确指出,被告人违反了什么具体的国家有关规定,违反了该国家有关规定的第几条、第几款、第几项,这是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