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赛罗》这部人性、权力、爱情冲突的悲剧,以性隐喻之冠著称的莎士比亚戏剧作品,用其独特的方式刻画人物性格,丰富故事情节,激发观众悲悯,更生动地演绎了该剧深刻的人文主义悲剧性。目前,国内外从语言学视角对其性隐喻的研究甚少,而从认知视角对该隐喻翻译及其人文主义悲剧表征的研究更是微乎其微。本研究在概念隐喻的理论指导下,根据剧中的三条冲突主线,将性隐喻分为种族、性别、婚姻三个系统,从中揭示其人文主义精神。此外,通过对比朱生豪和梁实秋对性隐喻的处理,发现其译本在人文主义悲剧表征上的差异,以及舞台演绎效果上的差异,以此剖析他们对该隐喻的翻译策略。本文研究问题是:(1)剧中性隐喻对剧本的解读起到什么作用?(2)两位译者对性隐喻采取了什么翻译策略?(3)哪个译本更深刻地传达原文的主旨主题?研究表明:(1)剧中性隐喻映射了伊丽莎白时期人性对权力的追逐,基督教主流社会对摩尔人的种族歧视,两者在婚姻伦理上的差异以及当时父权社会对女性的轻视,加剧了人文主义悲剧性。(2)对于性隐喻中的意象,梁实秋基本选择保留,而朱生豪以目标读者为重,倾向于替换甚至删除意象。此外,抽样调查表明(3)朱译本注重可读性,译文流畅、优美,更受中国读者喜爱。但梁译本较大地保留了隐喻内涵,对性隐喻体现的人文主义精神有更好的表征,从而更深刻地传达原文的主旨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