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以“深度报道”《作为分析样本,考察以《新京报》、《中国青年报》为代表的北京报纸作为“公共领域”,搭建公共话语平台,实现公共性的动因、现状、路径、话语策略及困境;分析在承担政治宣传“喉舌”功能和追逐利润的市场化运作条件下,作为双重意识形态承载体的报纸在向公共性迈进的过程中,出现了哪些迹象、趋势?当前中国语境下的报纸公共性包含了哪些内涵?是那些因素促成了这些变化的出现?并思考报纸在承担社会责任,打造公共话语平台,在表达社会集体诉求方面的前景。　　本文首先在前言中说明了选择《中国青年报》、《新京报》作为研究个案的理由,继而在绪论中提出论文的核心问题、研究意义和研究方法等,并对中外“公共领域”和“深度报道”研究的成果进行了理论综述,同时对论文的关健词做了必要解释。　　第一章在梳理“公共领域弦相关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报纸获得公共性的背景进行阐述,并进一步提出较传统的“一事一报”的新闻报道方式,深度报道是提升报纸公共性的一种更高层次上的新闻实践。　　第二章对《新京报》、《中国青年报》之于北京乃至全国报业市场的重要意义进行分析,论证两份报纸分别属于所在报纸类型中的“异类”,但其“异化”的新闻实践却殊途同归--《新京报》实践的是都市报单纯的信息服务向更高层次的公共参与功能的转变;《中国青年报》实践的则是传统机关报说教式的“政治宣传”功能向更广泛的公共参与功能的转变。　　第三章梳理中国深度报道30年的发展轨迹和特征呈现,并分别对《新京报》“核心报道”、《中国青年报》“冰点”的编辑理念、流程、报道形式等进行分析。　　第四章在对“核心报道”和“冰点”进行文本分析的基础上,完成了对报纸公共性有何作为?如何作为?因何掣肘?这三个问题的初步思考,即考察报纸借力深度报道实现公共性已经呈现出的趋势和表现,对深度报道的操作策略进行探索,思考报纸公共性作为同来自国家公权力、市场力量等社会控制之间的博弈。结语部分总结在中国语境下,作为国家公权力和市场力量综合作用的双重意识形态承载体的大众媒体实现公共性的力与痛,并就报纸公共性如何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更好的实现公共作为进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