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罗德·布鲁姆（1930—2019）西方当代文学批评界中最具影响力的批评家,其倡导的“影响焦虑”理论从1989年译介到中国学术界开始,历经30余年的传播、发展、变化、变异、增殖、逐渐中国化、本土化。布鲁姆所倡导的逆反、对抗诗评风格,为中国学界面对传统巨擎提供了思维的启发与崭新的视角。布鲁姆所推崇的实用主义诗评是建立在强力意志上的唯我所用的攫取力量,其提出的六个修正比的逆反诗评的立论,成为我们解读后辈与前驱的关系、修正自己、超越前驱的策略。布鲁姆借助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对家庭罗曼史的心理剖析,让我们对于“影响意味着促进后辈的良性循环与成长”有了更深层次的认知与实用主义方面的质疑。影响表现在很多方面,尤其是在文学史中呈现出来的样态并非如此和谐、美好,当然也并非福柯、布迪厄等后现代文化批评家将文学之爱与智识权力联结拼凑成一个激烈竞技的“修罗场”。在布鲁姆看来,他所说的焦虑适用范围仅就艺术作品之间。焦虑让强力作家追求真正崇高意义上的具有美学价值的纯文本经典作品,布鲁姆对焦虑借鉴了尼采诠释强力生命意志的解读,既“影响焦虑使庸才沮丧使天才振奋。”因为焦虑才会有“误读”,中国学界对于“误读”理论经历了译介、认同、接受、同化、增殖的过程。本篇论文立足于中国本土文论的基础上,采用文献资料研究法、对比研究法来对布鲁姆“误读”理论在中国的语境旅行做系统梳理与总结,对于其理论所表现出来的思维方式的创新,结合中国文论界现状做了进一步的反思与借鉴。第一章笔者着重于对布鲁姆理论来源进行横向解读,主要聚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尼采的强力意志学说以及维柯的“诗性智慧”;第二章,主要依据布鲁姆进入中国语境后学界对其著作进行的相关专业解读与阐释,从而梳理、论述其理论在中国语境的接受之旅;第三章从接受、认同、中西文论对比、对话的角度探讨布鲁姆“误读”对中国本土文论的启发。本篇论文采用点面结合的方式,从纵深的双重线索加持下深度剖析布鲁姆“误读”理论,试图用缜密布局、严谨求实的论述方式使读者既看到布鲁姆“误读”理论传入中国语境的本土化、中国化的同时,也要促使中国学者研究其思想、探究其思维内核、借鉴其理论意义,进而焕发中西文论比较的魅力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