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行政民主化的逐渐深入,柔性管理方式在行政执法实践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作为颇具中国特色的柔性行政执法方式,行政约谈在平衡理论和公众参与理论深入发展的背景下应运而生。兴起于税务稽查领域的行政约谈,经过近些年行政执法实践的探索运用,在价格调控、消费维权、环境保护和网络监管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并取得了良好的执法效果和社会效果。作为一种新的非强制执法方式,行政约谈理论尚不够系统和完善,理论界对行政约谈的法律定位和法律效力仍存在诸多争论。随着行政约谈适用领域的逐渐拓展,行政约谈制度在行政管理和执法实践中的作用愈来愈重要。在这种形势下,行政约谈概念的界定与法律属性的厘清成为其功能有效发挥和制度健全完善必须解决的问题。因此,笔者试图结合行政约谈的相关立法文本和各领域的行政约谈实践活动,将行政约谈定义为行政机关根据行政管理的需要,在有证据证明行政相对人涉嫌违法时,通过平等对话和协商合作对被约谈人进行引导、沟通、警示、法制宣传,以获得相对人的认同和遵从为目的的行政管理活动。此外,在行政约谈文本规范和实践活动尚未成熟的现实背景下,为构建科学的行政法学理论体系,笔者结合专家学者的不同观点和行政约谈实践活动,将行政约谈定义为具有非强制性的行政指导行为。在合作行政和服务行政理念逐渐深入的背景下,行政约谈的产生与发展不仅是对行政管理模式转变和执法方式创新的回应,也是构建服务政府与推动依法行政的必然要求。作为传统行政强制执法的有益补充,行政约谈在各行政领域的适用不仅有利于减少执法成本和提高执法水平,而且可以通过平等交流缓解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紧张关系。自税务约谈以来,行政约谈在诸多行政实践领域如火如荼地开展。随着行政约谈文本规范日益增多,各领域行政约谈实践也取得了良好的执法效果,但行政约谈在理论研究与立法层面仍处于摸索阶段。作为柔性执法方式的全新尝试,行政约谈法律制度还不够成熟和完善,在文本规范和执法实践层面仍存在法律依据不足、文本规范不统一、行政约谈强制化和行政约谈过度化等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制约了行政约谈柔性管理功能的有效发挥,更背离了行政约谈制度的应有价值和本质目的,不利于行政约谈法律制度的健全与完善。因此,针对行政约谈在文本规范和实践层面存在的问题,笔者试从法律法规、实施程序和救济机制等方面探究其法律规制,以期能对行政约谈法律制度的法治化与规范化提供基本思路与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