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奇迹”是1994年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等人首次从学术角度提出的概念,其不断丰富的内涵有三个方面：一是在20世纪末全球数十个国家实行了经济转轨,唯有中国没有出现经济衰退,而且在转轨绩效上取得了伟大的领先；二是在中国出现了世界经济史上史无前例的持续稳定高速的经济增长。三是在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中,中国没有经济衰退,依然保持强势的增长势头。在对“中国奇迹”成因的解读中,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许多深刻并有创见性的答案。近年来,关注中国的崛起、研究中国经验已然成为西方学者的学术热点,中国经济奇迹成为西方经济学界重要的研究领域。中国经济学家更是设身处地地对中国经济增长提出了理论解读,并进一步反思经济理论及其政策建议对经济奇迹创生的思想力量。尽管中外学者从转型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政治学等角度做出了不同的解读,并创造出一大批有价值的学术论著,但在各具创意的理论解读中,几乎都存在因学科边界约束导致的解释缺陷。于是,从总体性视域上的哲学解读的意义开始显现。因为,中国经济奇迹的生成不仅是一个经济现象,而是与改革开放导致的全方位的巨型制度变迁相伴共生任何单一学科解读都显得视阈偏狭；中国三十多年奇迹般的经济增长已经使“改革开放新时期”成为一个标志中国崛起的“时代”,或许只有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哲学,才能从特有的宏观视域,解释这一伟大奇迹的历史生成。马克思说过：“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马克思哲学的实质是以辩证法的历史逻辑展示自己哲学的时代性的特征,以实践的唯物主义方式植根于现实的生活世界,形成了具有现实旨趣的时代精神的哲学。马克思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只有从辩证法角度才能得到真正的理解,同样只有从时代精神的角度才能理解辩证法。辩证思维视阈中的世界是过程的集合体,中国经济奇迹及其创生就是一个宏大的历史过程。中国经济奇迹的创生是在中国政府主导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实现的,政治意识形态变革是改革开放的理论前提,从“形而上学化”的辩证法向唯物辩证法的回归是意识形态变革的方法论轨迹,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奇迹”是实践中的辩证思维的思想现实。辩证法也要在对“中国奇迹”的现实理解中和自身反思中,实现自己的理论进展。马克思的辩证法不能被视为没有历史感的抽象化生存之道、教条化的思维程式或庸俗化的万能标签,只有把辩证法视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并揭示其精神品格,才能赋予历史逻辑以现实生命,才能解释三十年来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历程。黑格尔的辩证法天然具备肯定与否定双重属性,将黑格尔辩证法单纯理解为否定性辩证法不适合辩证法的“辩证本性”。黑格尔的辩证法不能单纯理解为正、反、合思辨逻辑程式中的“反题”,确切地说,辩证法就是黑格尔的思辨体系的逻辑表现。批判继承了黑格尔辩证法的马克思辩证法,必然是肯定性与否定性统一的辩证法；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马克思辩证法,也必然蕴含着肯定性和否定性的双重精神品格。何种精神品格的彰显则取决于社会历史进程的时代特征和历史任务的呼唤。如果说,中国革命时期的辩证法体现了的否定性精神品格的张扬；那么,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哲学则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精神品格由否定性向肯定性的精神转向。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完全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方针政策,实现了意识形态范式的历史性转变。即：由政治第一、革命至上、教条主义转变为经济中心、改革思维、实事求是。新的意识形态范式反映了时代主题的变化和中国国情的历史现实,成为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的重要内核,而意识形态范式转变背后的方法论基础正是对唯物辩证法的肯定性维度的再认,正是辩证精神由否定性品格向肯定性品格的历史转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的哲学基础。辩证精神品格由否定性向肯定性的历史转向,是意识形态范式变迁的方法论基石；新意识形态范式成为党和政府主导的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成为政府适时推出具有比较优势的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推行股份制改革和分配制度改革、确立“一国两制”方针即和平外交战略与政策、建设和谐世界与和谐社会等系列伟大决策的理论尺度和方法论标准。正是这些理论创新和政策选择,导致了中国经济奇迹的创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