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对电动车政策一直都采取明令禁止的坚决反对态度,广州市“禁电动车”政策面世就呈现“非常态化”调整。在政策执行再决策过程中,虽然曾对政策工具做出了适当的调整,但政策目标的调整却增加了随意性和盲目性。而且,“禁电动车”政策却未能达到预期的政策目标。广州市“禁电动车”政策的再决策过程中,由于电动自行车协会,生产厂家,物流配送、快递和送水等特殊行业利益群体推动,一时间关于“禁电动车”措施的舆情高涨,从反对“禁售”转向对原有“禁行”措施的质疑,希望调整广州市电动自行车管理政策。广州市“禁电动车”政策执行过程历经多次再决策变化,但以电动车为首的“五类车”却依然屡禁不止,可见广州市“禁电动车”政策的再决策目标存在着短期化、社会主体参与不够及碎片化问题。多次“禁电动车”政策调整,都存在缺乏源头治理手段的弊端,执法者行使其强制措施是否合法的问题上,一直都是社会主体之间争论不休的话题。广州市“禁电动车”政策实施多年,但却连与“禁电动车”政策中涉及到的“禁行”配套制度办法——“禁售”办法至今仍然未能正规出台。可见,广州市“禁电动车”政策再决策具有一定的本土色彩,这需要我们进一步分析和建立符合广州市“禁电动车”政策实际的再决策过程理论。在政策再决策的过程中,各种社会主体利益往往是多种多样的,尤其是在民间社会不断发展的大形势下,各种社会主体也会层出不穷地涌现,为了增加其影响力和话语权,他们也会在政策运行过程中更加突出地展现出来。政府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要更加充分地考虑到这些社会主体的作用,并引起足够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