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使高杠杆所带来的不稳定性受到了世界范围内政府及学界的高度关注。目前有学者认为,信贷过度扩张使得杠杆率过高,而过高的杠杆率所带来的金融体系不稳定性是次贷危机爆发进而引致全球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危机让世界经济陷入到新的一轮萧条之中,为了应对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增速的疲软以及美联储的加息行为给国内带来的利率压力,我国采取了“四万亿”的经济强刺激计划。“四万亿”强刺激计划除了增加基础设施建设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还包括采取了宽松型的货币政策。仅仅在2008年下半年,人民银行就多次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工具对经济实行刺激,存贷款基准利率五次下调,六个月以内的贷款利率从6.21%下降到4.86%;2008年上半年小幅上调准备金率之后,下半年四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取消对银行信贷规划的约束并引导商业银行扩大贷款总量。2009、2010两年实行了宽松的货币政策,2010年底活期存款利率已经下降至0.36%;2011年货币政策短暂回归常态后,在2012年进入新一轮的降息通道。宽松的货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危机后经济建设带来了较好的效果,但是杠杆率的大幅攀升也为金融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增长带来了较大的风险与隐忧。我国非金融部门杠杆率从2007年第一季度的147%迅速上涨到2009年第四季度的179.2%,上升了22%,并在2018年第一季度到达了峰值253.4%,比危机前上涨了72.4%。我国实体经济的杠杆率与我国货币政策的宽松走势具有明显的同步变动。从目前来看,我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水平遥居世界首位,引起了政府和民众的广泛关注。由于高杠杆率是金融不稳定的重要原因,2017年穆迪与标准普尔均下调了我国的主权评级,由高杠杆率导致的金融系统性风险已经成为我国经济运行的“灰犀牛”,“去杠杆”“稳杠杆”成为当前经济领域的热门问题。本文通过对货币政策和杠杆率的相关文献和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传导机制的梳理,认为要调控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快速上升问题,货币政策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因此,本文将通过建立DAG-SVAR模型对货币政策对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之间的影响机制进行实证分析。在建立模型之前首先对分析的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以及不同序列间的协整检验,接着通过滞后法则确定了3阶滞后的4变量向量自回归模型。通过有向无环图(DAG)技术以及PC算法对变量间的同期因果关系进行识别后确定了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的结构式矩阵,并对模型进行了稳定性检验。通过所建立的时间序列模型,本文采用了基于DAG技术所识别的结构式的脉冲分析和方差分解方法对货币供应量冲击以及利率变动冲击进行了分析。通过对研究文献的梳理和利用DAG-SVAR模型进行的实证分析结果,本文认为目前我国的数量型货币政策的对于杠杆率水平以及杠杆率波动的调控时滞最短,但是随时间变动消失较快;价格型货币政策在中短期内对于杠杆率水平有较好的调控效果,但是更长的时期内会出现波动反转的现象。因此,单纯使用货币政策对杠杆率进行调控可能会造成经济增长的进一步收缩,从而使杠杆率水平进一步恶化;我国目前利率市场化机制的逐渐完善使得市场利率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变量对于杠杆率的调节有着相对于货币供应量变动更好的效果;当前我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居高难下很大程度上是由其自身的惯性造成的,并影响到了杠杆率的波动情况。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1)在货币政策的制定过程中,需要站在总体发展的角度上,考虑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的协调性;(2)“降杠杆”“稳杠杆”要站在结构优化的基础上,看到适度杠杆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避免过度使用紧缩性货币政策去杠杆;(3)在去杠杆的进程中,我国的货币政策要注意保持稳健中性,在中长期内我国需要通过结构性改革和转型逐步消化高杠杆问题;(4)非金融企业去杠杆要主要关注企业结构差异,避免简单粗暴;(5)去杠杆要与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避免因去杠杆造成新的风险隐患(6)进一步推动我国资本结构的完善,加快优质企业“债转股”的速度,让市场起到主要的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