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阐述我国庭审发问难的现状及成因,针对发问难成因提出完善庭审发问规则的相关建议。论文题目思考的起源来源于全国律师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律师执业权利“新三难”的问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在2015年的全国律师工作会议中提出,要克服律师行使执业权利中出现的“发问难、质证难、辩论难”的“新三难”。根据这个提法,笔者认为顶层设计者们意图通过梳理律师行使执业权利过程中存在的核心问题,来促进提高司法公信力。从司法实践来看,这一提法也有其必要性和迫切性,因为众所周知的是庭审发问在司法实践中,控辩审三方都对其采取能省则省、不重视的态度。从理论上来说,抓住“庭审发问难”这一核心问题,不仅关乎律师执业权利的行使,更关乎的是一系列诉讼制度的改革能否顺利进行,可谓是纲举目张之策。例如,2013年正式实施的新《刑事诉讼法》规定可以强制证人、鉴定人等出庭接受质证;2014年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又“决定”要改革人民陪审员制度,由并不具有与审判人员相当的法律素养的人民陪审员负责事实审,主审法官负责法律审。这些规定的共同点都是对庭审质证的方式提出了高要求,那么自然会让人思考我国庭审发问规则存在的困境以及化解、完善的途径。作为“最能发现真实”的交叉询问,在英美法系国家有很长的历史且规则完善,而我国庭审质证的相关规定并不完善,可能称为“庭审发问”更为准确。庭审发问的主要作用在于通过辩护律师向被告人、证人等发问,揭示案件事实或者在公诉人讯问被告人的基础上作补充性的发问,这是辩护人向法庭提出有利于被告人案件事实的重要机会。本文在阐述庭审发问难现状及成因的基础上,针对如何构建庭审发问规则提出了相关完善建议。具体而言,正文将分为四个部分展开论述。第一章为庭审发问概述。本章节的主要内容是阐述了庭审发问的分类、作用以及庭审发问与讯问、庭审发问与询问、庭审发问与交叉询问还有研究庭审发问规则的司法背景和意义。第一,根据庭审发问的对象,可以分为向证人、鉴定人、对方当事人和己方当事人发问。第二,庭审发问的作用在于保障庭审的公正性。第三,从主体、目的和提问时间等角度,简要阐述了庭审发问与其他几种提问之间的区别。第四,说明研究庭审发问的司法背景。一系列新规和政策的出台,提高了对庭审发问规则研究的重视。第五,最后说明了研究庭审发问的价值:一方面,庭审发问作为质证手段本身就体现了诉讼程序的正当性;另外一方面,在当前的改革背景下,如果辩护律师不能掌握庭审发问规则,其执业能力自然也无法得到很好的提升。第二章主要阐述了庭审发问存在的困境和分析困境的成因。针对“庭审发问难”的现状,归纳为“五问”:“无法问”、“不让问”、“不敢问”、“不会问”和“不善问”。“不善问”的具体情形又可以分为:不当换位、不当披露、诱导发问、纠缠无关情节、不注意措辞和辩论性发问这六种情况。而庭审发问难成因分析,笔者认为有以下五个主要方面:观念适应难、法律缺失难、规则保障难、教育培训难及司法救济难。观念适应难是因为控辩审三方并不依赖证人出庭质证,因此也就不重视庭审发问功能的发挥;法律层面对庭审发问作了初步的规定,但并不详细。规则保障方面,庭审发问的顺利进行离不开律师辩护制度、陪审制度还有证人出庭等制度的依托,以及对被告人质证权的落实。教育培训难方面则是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问题,高校法科教育缺乏相应的课程指导,执业律师通常都是自己摸索,没有系统性的学习和培训。在规则保障难和法律缺失的情况下,司法救济难便成了必然,缺乏法律法规的规制,庭审发问的程序只能在主审法官的自由裁量下进行。第三章是针对域外“庭审发问规则”的立法和司法实践的特点作了比较。整体上来看,英美国家的交叉询问由于起源时间较早、发展时期较长,现阶段处于相对成熟的状态。大陆法系职权主义国家对英美法系的学习,主要以德国和日本的“交叉询问”为典型。虽然德国在立法上制定了交叉询问,然而在实际庭审中却是以“轮替询问”的模式代替交叉询问,究其原因是德国尊重和服从法官权威的职权主义传统。日本则是形成了“混合式”的庭审发问模式,值得我们学习。第四章主要阐述了在我国构建庭审发问规则的有利因素、指导思想的选择、立法层面和配套措施的构建。第一,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制度改革将会要求落实被告人质证权、证人出庭制度、人民陪审制、辩护制度等改革。第二,对于指导思想的选择,笔者认为我国未来庭审发问规则可以按照“混合式”的模式构建。第三,要完善庭审发问规则的立法构建,可以从庭审发问规则的主体、对象、方式、顺序和异议的处置规则等方面入手。第四,庭审发问规则的顺畅运行还离不开配套措施,可以从“证据”和“人”的角度出发来思考如何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