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发展初期基本上是政府主导市场,其中受政府管制影响最深的经济主体莫过于国有企业。因此,国有股东“一股独大”以及“所有者缺位”的现象是国有企业长期存在顽疾,政府介入国有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已经成为我国经济运行的常态,导致国有企业承担过重的政策性负担,从而产生亏损,抑制了企业的活力。为了确保国有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政府将通过财政补贴或税收优惠等政策弥补这些损失。然而,由于彼此之间存在信息差距,政府无法确定企业的亏损是因为高管管理不善还是政策性负担多导致的,从而产生了代理成本,政府无法准确评估国企管理层的管理水平。政府在2018年3月的两会工作报告中指出“国有企业要根据”完善治理结构、强化激励,突出主体,提高经营效率的要求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强调了国有企业要稳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国有企业正式进入改革阶段,通过引入非国有股东,使其拥有一定的表决权和话语权,提升企业的治理效率,降低其政策性负担。因此,为了实现国有企业的高质量发展,研究混改背景下国有企业剥离的政策性负担具有一定的意义。本文以中联重科为案例企业,从混改后剥离政策性负担的视角出发,结合现代产权理论以及政策性负担剥离理论,以中联重科进行混合所有者改革剥离政策性负担为主线,以“案例企业混改路径--企业剥离政策性负担的路径分析--企业混改前后政策性负担的变化情况--剥离政策性负担的效果分析”的逻辑思路进行展开,从而探讨国企混改剥离政策性负担的机制以及效果,希望可以对相关情况企业提供参考意义,更好的实现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研究发现,中联重科混改后通过完善治理机制从而顺利剥离了部分政策性负担,中联重科在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引入了财务投资者、战略投资者和国际性资本,这些非国有股东通过在企业内部派驻董事会成员与高层,削弱了大股东在中联重科内部的影响,对国有股东产生制衡作用,完善了中联重科的治理结构,缓解政府对国企的过度干预,有效遏制了中联重科承担的政策性负担,提高了企业的运营效率,使企业能够在研发方面投入更多资金,显著提高了企业创新效率。同时,也缓解了政府与企业高管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代理成本,激发了企业的内在活力,提供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实现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