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根据他们的经验,特别是与人体相关的经验来感知世界。脸作为头部最显眼的部分,也是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促生了其他基于脸部而延伸的概念,而这些概念都体现在词语的词汇意义扩展中。以往关于人脸意义的研究主要是从历时或某个共时角度进行的,归属于传统语义学范畴或归属于对其社会功能的比较研究。后来,一位中国学者Ning Yu(2003)首先使用两种概念工具转喻和隐喻,从认知的角度对中国人的“脸/面”与英语“face”进行比较研究。转喻和隐喻,在过去被视为两种修辞手法,而在20世纪80年代Lakoff和Johson(1980)的研究以及后来更多认知语言学家进行的研究中,这两种修辞手段被视为在人们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两种概念工具,不只体现在语言使用方面,还体现在思考和行动过程中。在此之后,为了展示中文“脸/面”和英文“face”的隐喻和转喻用法,许多中国学者提供了更多在现实生活语言中更具体的中英文例子。然而,他们都忽略了一个更复杂的情况,即两个概念工具交互式地共同作用在中英文“脸/面”或“face”上。根据Goosens(1990)的观点,他认为存在着隐转喻这一情况,主要包含两类:来自转喻的隐喻和隐喻内的转喻。此外,以往的研究也要求对造成中国“脸/面”和英语“face”各种概念化异同的原因进行全面考察。由Palmer(1996)提出并由Sharifian(2011,2015,2017)发展的文化语言学,旨在通过一个系统的理论来处理语言、文化和认知之间的关系,这将有助于分析与中文“脸/面”和英文“face”有关的不同认知文化。综上所述,本文将回答以下问题:(1)中文“脸/面”与英语“face”的隐喻、转喻或隐转喻有哪些?(2)中文“脸/面”与英语“face”的概念化有哪些异同?(3)造成中文“脸/面”与英语“face”的概念化异同的原因?基于词典与语料库,并采用内省和定性方法,本文对中文“脸/面”与英语“face”进行比较研究,得到以下主要发现:首先,概念转喻和概念隐喻不仅对人类认知产生影响,而且还会相互影响。其次,中文“脸/面”与英语“face”都可以通过转喻的概念来表示身体状况、情绪、态度和性格;并且可以代替头、身体或某种画在脸上的妆容;而且还可以进行动作化。此外,他们两个都可以被隐喻地指代一个立体物体的一面,或者被当做在社会上的良好声誉和威望。最后,中文“脸/面”与英语“face”概念之间的差异主要源于中国独特的文化:中医药和京剧。除此此外,东方集体主义和西方个人主义也对英汉民众的认知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