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在我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的过程中,亟须要改善要素配置效率以提高生产率,资源配置的核心是资本配置。然而,长期以来受制于政府行政指令的主导意愿,我国资本错配现象严重,资源稀缺和拥挤现象并存,并且我国要素市场化改革还不完善,资本市场化改革严重滞后,资本错配问题更加严峻。如何提高资本配置效率改善资本错配一直是社会关注和研究的重点。数字经济的出现和发展逐渐成为一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以网络化、数字化的方式刺激数据要素与劳动要素、资本要素的融合,提升了要素配置的活跃程度,优化了配置结构,提高了协同效率。数字经济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生产要素,为传统生产要素注入新动能。数据作为新的生产要素重塑原有要素配置结构,并在市场中参与价值分配。数字经济具备的协同性、渗透性、替代性依托网络化的流通渠道和数字技术的支撑,对生产生活中的要素供给结构进行调整,以及对要素资源重新配置,并实现1+1＞2的效果。因此,本文将数字经济作为影响资本错配的重要因素进行讨论,分析其内在机制,为解决资本错配问题提出新的路径。本文探讨了数字经济对资本错配的影响,并对二者的传导效应和作用机制进行了理论梳理。利用2011-2019年我国27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测度了数字经济综合水平和资本错配指数,通过构建静态、动态、中介、门槛和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在此基础上进行计量分析。结果表明:（1）数字经济显著地改善了城市资本错配,且资本错配存在显著的路径依赖性,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系该结论依然成立。（2）在异质性差异上,数字经济对资本错配的改善作用因地区不同而表现出差异性,并且城市规模大小差异和资本错配方向的不同也造成估计结果的差异。即在东部地区、中型和大型城市地区、资本配置过度地区改善效果更好。（3）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发现数字经济可通过扩大外商投资,提升产业结构升级等间接作用于资本配置,改善资本错配。（4）采用门槛模型和空间模型,发现数字经济对资本错配的影响呈现出非线性特征以及空间溢出的特点。因此,第一,加强数字经济建设,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在资本配置中的“红利”效应,实现生产要素的重组,通过驱动资本要素的升级改造化解资本错配;第二,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的发挥政府作用;第三,注重地区平衡性,“强优势”和“补短板”并行,减少地区要素流动障碍;第四,加大数字经济的协调力度,加强城市间的交流与合作,充分释放数字经济空间贡献能力;第五,扩大对外开放、提升产业结构升级方面协同并进,加快国内外双边投资,提高外商投资质量,营造良好的外资环境;利用数字经济的“结构红利”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