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至唐,丝绸之路经历了开通、发展到鼎盛的过程。这一阶段,丝织品中的鹿纹在延续中国传统的基础上,又吸收、融合了西方艺术的营养,呈现出新的风貌。本论文以现存的汉唐鹿纹丝织品实物为研究基础,通过系统梳理汉至唐代鹿纹丝织品的考古与发现,并结合相关文献、图像资料分别对汉唐鹿纹丝织品的技术特征、丝织品中鹿纹的艺术特征、鹿纹的源流及其反映的文化因素进行研究。汉晋时期,鹿纹丝织品的织造技术是中原传统的平纹经锦,丝织品中鹿纹形象较小,肩生双翼,与龙、虎、羽人等中国传统祥瑞纹样一起穿插于通幅式排列的云气纹骨架中。北朝至隋,鹿纹丝织品的织造技术开始由经锦逐渐向西方传入的纬锦过渡,鹿纹形象更小更简单,与孔雀、狮子等西方传入的动物一起成对出现在对波、套环等新型骨架中,模仿西方的各种骨架式排列开始流行。唐代的主流是斜纹纬锦,鹿纹作为重要的主题纹样开始出现在团窠中,形式多样,有单鹿,包括大角鹿和芝顶鹿,还有对鹿,包括花树对鹿和对鹿立于棕榈花台。团窠形状由萨珊风格的联珠环逐渐转变为中原风格的卷草、宝花等花卉植物,后期鹿纹逐渐与植物纹样并重,图案布局也开始转向散点式排列。论文将汉唐丝织品中鹿纹与同期金银器、壁画等其他艺术中的鹿纹形象进行比较研究,探究其文化源流,重点讨论了作为主要主题纹样的鹿纹源流。大角鹿的流行主要来自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的影响;芝顶鹿是仙道、祥瑞思想在唐代的延续与创新;花树对鹿是中原文化与萨珊波斯文化交融的产物;对鹿立于棕榈花台主要归功于中亚粟特人的传播。联系汉至唐各个时期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及鹿在不同文化中的象征意义,论文总结了丝织品中鹿纹反映的文化因素,主要是从中原文化和外来文化两个方面分析。中原文化对丝织品中鹿纹的影响主要来自儒家、道家以及佛教文化,外来文化主要来自西域游牧民族和中亚、西亚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