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开始激进式改革以来，经济学家纷纷开始关注对经济转轨的研究。但研究的重心，也随着各转轨国家在转轨开始后的经济表现差异而不断变化。由于在转轨开始时，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如：Lipton & Sachs，1990；Newbery,1991；Fischer & Gelb，1991等)本身就十分支持“激进式”转轨，主张对这些东欧国家实行“休克”疗法，故在东欧国家转轨开始时，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大多赞同并看好“激进式转轨路径”。这可以看作研究经济转轨的第一个阶段。 后来，由于这些国家在转轨开始后经济陷入较长时间的衰退，而两个实行渐进式转轨的国家(中国和越南)经济却持续增长。于是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Sachs&Woo，1994，1997；Lau，Qian&Roland，2000)开始关注对中国“渐进式”转轨的研究；同时也开始讨论“激进"与“渐进”两条转轨路径的优劣。这期间，一些经济学家(Katz＆Owen，1993)开始通过建立动态模型来研究最优的私有化路径问题。这可以看成是研究经济转轨的第二个阶段。 而进入2000年以后，经济学家对于转轨的研究重点开始分散化。一方面，一些经济学家(Castanheira&Roland，2000；陈钊，2004)继续研究转轨的最优速度(路径)问题。另一方面，经济学家(Lau，Qian&Roland，2000；杨瑞龙，2000；樊纲、胡永泰，2005等)也开始从其他角度，如：社会经济结构、体制协调成本、制度变迁、博弈论等方面展开研究。总之，这一阶段针对经济转轨的研究可谓是全方位和多角度的。 本文的研究，将仍然沿袭传统，即从最优路径角度来考察转轨。但创新之处在于：首先，将转轨经济中政府的效用函数和私人部门的效用函数区别对待，而不像前人那样仅仅从政府(或者社会)角度研究转轨。其次，利用数值模拟技术，给出了较为具体的转轨时间路径，并进一步探讨了转轨过程中的一些经济特征，如：转轨的快慢，私人消费及储蓄的变化，税收的变化及转轨过程中的经济增长情况等。 我们认为最优的转轨路径应当符合如下三个条件：首先，经济不出现负增长(衰退)；其次，政府在转轨中达到其效用的最大化；再次，私人部门在转轨中也能实现效用最大化。据此，我们认为最优的转轨路径应当是在分别考虑政府及私人部门效用最大化的基础上由二者联合决定的，并非完全取决于政府。在本文的动态模型罩，将这两个部门联系起来的变量为储蓄和税收。 通过数值模拟，文章首先考察了最优转轨路径的存在性问题，即存在一条路径，使得当经济沿此路径进行转轨能够符合我们对最优转轨路径的定义。然后，针对模型中的参数进行了比较静态分析，得出了一些具有重要经济意义和政策含义的结论。其次，我们还进一步考察了转轨过程中的储蓄率、消费一收入比率、经济增长率、资本增长率，以及其他一些经济变量在此过程中的增长变化情况。最后，文章通过对比分析转轨前的“计划稳态”，转轨中的“转轨状态”，以及转轨后的“市场稳态”，对转轨前的计划经济特质进行了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