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的并购市场迎来了跨越式发展,企业的并购速度和并购频率屡创新高。作为企业获取外部资源、建立竞争优势的战略选择之一,并购行为一直是管理研究领域的焦点。然而,从绩效反馈切入探讨企业并购行为的研究还为数不多。实际上,绩效反馈影响企业行为是企业行为理论的核心内容。绩效反馈究竟会如何影响企业并购类型的选择?两者的关系会受到哪些潜在因素的调节?这些问题尚未得到深入系统的回答。因此,本研究将结合中国背景,采用企业行为理论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本研究首先梳理总结了绩效反馈和并购类型的文献,从风险承担的角度提出了正的绩效落差(实际绩效大于预期绩效)和负的绩效落差(实际绩效小于预期绩效)对企业选择探索式并购和利用式并购的影响。接下来,本研究引入企业终极股东的现金流权和两权偏离(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偏离)作为调节变量,建立理论模型。最后,本研究利用2009-2013年间我国390家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并购事件数据,对上述研究模型进行实证检验。通过面板数据Probit回归分析,本研究得到以下结果：第一,负的绩效落差会促进企业实施风险较大的探索式并购,抑制风险较小的利用式并购,正的绩效落差则恰恰相反。第二,在绩效落差为负的情况下,企业本身为尽快扭转现状会更愿意冒风险,此时终极股东的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出现较大偏离,会进一步加剧绩效反馈对探索式并购的促进和对利用式并购的抑制；相反,当终极股东享有较高的现金流权时,则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绩效反馈的这种影响。第三,在绩效落差为正的情况下,企业本身就有维持现状的保守倾向,此时如果终极股东享有较高的现金流权,就会进一步加剧绩效反馈对利用式并购的促进和对探索式并购的抑制；而终极股东的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出现较大偏离时的调节效应没有得到验证。本研究在理论上区分了探索式并购和利用式并购两种类型,拓展了企业行为理论,揭示了绩效反馈和公司治理因素对企业并购类型选择的联合作用机制。本研究也对企业并购的管理实践具有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