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世界各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类对社会资源环境的开发利用不断加强,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环境资源问题对人类的生存空间和生产活动产生了消极影响。全球气候变暖是迄今为止最为严峻的环境问题,关于如何减少温室气体以及如何应对能源危机已成为国际上关注的热点。全世界已经意识到转变经济模式、改变高碳局面、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性。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样面临着高排放高污染的现状,探讨国家或区域如何实现低碳减排、绿色发展已成为最现实和紧迫的问题。重庆,是西南地区唯一的直辖市,属于我国六大老工业基地之一,2010年被列为我国首批低碳城市试点及碳排放权交易试点,这就要求重庆在节能减排方面必须起到引领示范作用,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必须确保生态环境的质量,早日摆脱高耗能现状,走上绿色低碳之路。本文基于碳足迹理论角度,从能源消耗量现状出发,量化重庆市2000-2017年的能源碳足迹、碳足迹生态压力、碳排放影响因素等。对研究结果进行总结,并对重庆市能源碳足迹的调控和高耗局面的改善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如下:首先,收集了重庆市2000-2017年的煤炭能源、油料能源、天然气能源、电气能源数据,运用能源碳排放模型和能源碳足迹模型,计算了重庆市2000-2017年的能源碳足迹,探讨了近年来的能源强度、能源结构、碳足迹的基本走势和构成情况,研究结果表明:能源消耗量年平均增长率为7.69%,能源结构并未得到实质性改善,仍以煤炭能源为主,能源强度呈现下降趋势但与同时期的国际能源强度水平还相差甚远;碳足迹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7.24%,碳足迹结构比较稳定,并未发生大的变化,其中的煤炭碳足迹和油料碳足迹平均占比之和超过了90%。其次,基于碳足迹数据,运用能源碳足迹生态压力模型,计算了重庆市2000-2017年的碳足迹生态压力,分析了碳足迹强度和碳足迹生态压力与人均GDP的脱钩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碳足迹生态压力从2000年的0.51上升到2017年的1.37,年平均增长率为6.07%,总碳足迹年平均增长率7.24%远大于总植被面积年平均增长率1.18%,这正是碳足迹生态压力值上升的原因;碳足迹强度整体呈下降趋势(2005-2006年有小幅度增长趋势外),但其年平均下降率7%小于GDP年平均增长率15%,还不能实现目前的减排目标;2000-2017年内出现过1次扩张负脱钩,2次强脱勾,其余14次均为弱脱钩,即说明生态压力值增长幅度小于经济增长幅度。然后,建立重庆市2000-2017年碳排放影响因素指标体系,运用灰色关联度对9个初选指标进行筛选,建立包含科技因素的扩展STIRPAT模型,用分位数回归思想对6个终选指标进行参数估计,分别讨论在各分位点下不同影响因素及各影响因素在不同分位点下对碳排放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经济规模和人口总量无论在任何分位点下都是促进碳排放的两个最重要原因,短时期内并不可能成为抑制碳排放的因素;产业结构的改进和R&D经费的投入在减少碳排放方面有很大潜力;能源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作用程度随着分位点的变化而不同,能源结构对碳排放表现为逐渐减小的正向作用,但短时期内不会抑制碳排放的减少,能源强度随着碳排放分位水平的升高而由正向作用转变为负向作用。最后,以分位数回归思想为理论基础,检验在各分位点下是否存在倒“U”型环境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研究结果表明:在低分位点上,系数值均不显著,故无法判定具体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形状;在中分位点上,存在倒“U”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在高分位点上,存在“N”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