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贸易自由化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重要发展战略。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以来,“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外贸战略已逐步成为中国经济转轨的关键组成部分。伴随我国出口贸易取得的瞩目成就,进口贸易也在加速推进。自入世以来,我国积极打开国门,不断削减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强调进口贸易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但进口贸易自由化在带来快速经济成就的同时,也可能会对国内市场与企业产生一定影响。尤其大量最终品进入我国市场,造成了行业内的竞争加剧,对于我国主要参与国际贸易的制造业行业来说,进口竞争压力也在对制造业劳动者福利产生影响。鉴于此,本文基于我国进口贸易自由化的背景,探讨来自国外的进口冲击如何影响我国制造业职工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综合表现,具体体现在工资及健康层面,以及造成这种影响的内在机理与潜在逻辑,并进一步考察政府角色对于竞争压力下本土市场的调节和保护作用。本文围绕进口竞争的工资及健康效应的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展开研究。首先对进口竞争的工资与健康效应研究进行了理论分析,并通过构建一个开放经济的两部门模型来刻画进口竞争如何影响个体工资及健康水平。其次,通过对我国进口贸易自由化进程以及我国现阶段制造业工资水平和健康水平的现实梳理,指出进口竞争与我国制造业职工工资及健康的关系,并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再次,通过构建我国城市层面以及行业层面的进口竞争指标,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别从宏观城市、微观企业以及微观个体层面探讨了进口竞争对我国制造业职工工资与健康的影响,考察其中的传导机制,并进一步讨论我国政府在其中的重要调节作用。最后,根据实证结果为我国在进口贸易自由化进程中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从宏观层面来看,进口竞争可能会对我国劳动力市场造成影响,且这种影响通过微观企业行为发挥作用进而作用于劳动者工资和健康水平。具体而言,首先,基于城市层面的事实情况,自我国加入WTO后,伴随我国对于外来产品准入限制的放松,来自国外的进口竞争降低了我国劳动者工资,但存在明显的地区异质性,东部城市作为我国对外贸易的关键连接点,其受到的进口竞争强度要大于中西部地区,进而导致东部地区劳动者受到的影响更为明显。但进一步可以发现,政府行为可以有效缓解进口竞争带来的冲击,充分发挥政府对市场的调节作用有利于我国劳动者在竞争环境中的福利改善。其次,进口竞争对制造业工资的影响主要通过企业行为发挥作用,本文的研究发现,进口竞争对我国企业产生了“熊彼特效应”,即进口产品的引入导致本土市场份额被挤占,进而导致本地企业利润降低,生产率下降,退出市场的概率加大,从而导致劳动者工资水平随之下降。而进口竞争对企业行为的影响也存在明显异质性,其对非国有制企业、高生产率企业、非出口企业、小规模企业以及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劳动者工资存在抑制效果。而地方政府对我国市场的保护措施可以有效调节进口竞争的负向效应,主要通过地方政府的重点产业政策、财政补贴以及税收优惠发挥作用。这也进一步表明在进口竞争压力下,充分发挥政府以及企业角色的重要性。最后,由于进口竞争降低了劳动者工资,这种收入的明显降低也并不利于个体的健康水平,通过本文的实证研究也发现,这种作用的一个主要渠道就是来自于劳动力市场的变动。此外,本文还发现进口竞争也会通过个体饮食结构对职工健康发挥作用。而且,进口竞争根据个体异质性表现出不同的影响效果,东部地区个体、受教育程度较低和本地户口的职工更容易受到进口冲击,也进一步表明在进口自由化进程中个体提高自身技能素质以及发挥自身流动性的关键作用。本研究的结论揭示了来自国外的进口竞争压力对于我国劳动者福利的影响效果,并进一步阐明了其内在的作用机制。因此,在进口贸易自由化大趋势下,如何应对国外进口压力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时期所面临的关键问题。一方面需要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引导作用,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为我国企业营造良好的外部竞争环境,有效促进我国企业的高效率运行。另一方面,本土企业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加大研发创新力度,在市场竞争中掌握主动权,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促进劳动者技能培训。此外,劳动者自身要加大教育投资力度,提高劳动力质量以应对外部环境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