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的这40年以来,作为苏州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核心动能,利用外资有效地促进了苏州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苏州外资引进和发展工作经历了“投资成本最低化”的初级阶段和产业扩张规模化的中级阶段,进入到以稳量提质增效为目标,资本要素与其他重要市场要素融合引进的中高级阶段。进入2017年以后,国际经济复苏滞缓,国内发展方式转型,增长模式切换,驱动能量转换,我国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从高速增长开始向高质量发展逐渐转型。苏州开放发展的内外部环境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利用外资工作面临着较为严峻的形势和一些不利条件。本文研究的重点是新时代苏州政府利用外资的行为。论文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目的和意义,并对国内外相关著作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总结归纳,奠定本论文的研究基础。本文明确了新时代的界定、利用外资的内涵、政府行为的界定,以及合理利用外资对政府行为的要求,科学阐释了政府干预经济、产业政策理论、引导创新发展和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理论。运用这些理论分析在不同时间阶段中苏州政府利用外资所采用的政策行为,并试图挖掘出其中的变化规律,理顺苏州市外资引进中政府行为变迁。结合当前苏州利用外资发展现状和面临的主要困难,在总结归纳进入新时代之后苏州市实际利用外资情况和政府行为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既从正面分析了苏州利用外资良性运行中政府合理行为,又从反面总结了苏州地方政府利用外资中的行为偏差。通过深入挖掘政府行为背后的考量因素和政府行为的形成机理,揭示苏州外资利用中地方政府行为偏差的原因主要有贯彻新发展理念不及时,缺乏对政府行为失范的有效约束,考核体系不健全,增量外资引入后的政府服务意识不强和外资管理部门职能未能及时转变等。通过深入分析苏州利用外资中地方政府行为产生偏差的主要表现和深层次原因,最终总结出优化苏州利用外资政府行为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加大力度约束利用外资中政府的失范行为,建立健全利用外资考核体系,提升政府服务意识,加快外资管理部门职能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