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社会工作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面临制度设置的边缘化、组织能力建设不足和实务行动者在实践中遭遇重重困扰等难题。在此背景下,以扶持社会弱势群体为志业的社会工作者群体中也矛盾性地呈现一种主观弱势感知的现象。这种颇具悖论性的现实表征将我们引向对社会工作者日常劳动中主观世界的探索,其与该群体颇具复杂性和冲突性的情感劳动密切相关。以往的情感劳动研究着重关注以商业服务业为代表的“公共—利益”型劳动者的分析,以“员工—雇主”（劳—资）的单向度关系脉络为重点考察,突出强调资本对劳动者的控制、劳动者自主性缺失、抵抗策略等微观化的情感图景。这一研究取向对利他主义为主导的“公共—价值”型劳动的关注有所不足,由此忽视了多向度、多重互动关系情境中的情感劳动,更因过于强调资本的型塑力量而使其他型塑因素逃逸出研究视野。在中国独具特色的政府购买服务的社会治理情境下重新审视“公共—价值”型劳动者的情感劳动,有助于进一步拓展情感劳动的理论边界。本研究的核心问题聚焦于探究本土社会工作者情感劳动的经验表征及型塑情感劳动的情境因素,亦即考察社会工作者的“心灵”及其情境。使用质性研究方法,经验材料的获取主要依赖于深度访谈和参与观察。在梳理并发展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情感劳动”概念的基础上,本研究以政府购买服务牵涉的多重制度文化情境为核心分析框架,通过对各情境中结构性特征与互动的考察,发现:就“心灵”本身来说,社会工作者的情感劳动主要涵括三种形式——情感体验、情感整饰与情感调适。具言之,情感体验多元而矛盾,既有情感抑制的负向体验,亦有情感赋能的正向体验;情感整饰呈现出复杂的面孔,表层扮演以掩饰内在感受、规避冲突,深层扮演主要基于职业价值规范的内化,“真情袒露”则既不同于本真性表达也不同于表层、深层扮演,而是凸显对自我形象的有意识维护;情感调适通常涉及自我消解为主的身体技术、观念重构的认知技术以及社会分享、主观划界、使用自由裁量权的社会技术。必须承认的是,社会工作者的“心灵”是情境化的,因此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究塑造心灵的具体情境。就“心灵”背后的“情境”来看,政府购买服务的政策链条勾勒出一幅独特的社会治理情境,其构成社会工作者生存与发展的独特制度环境。社会工作者与“购买方情境”、“落地方情境”、“机构情境”和“服务对象情境”等关键情境力量展开结构性互动,正是多重互动关系构成了型塑和压抑社会工作者情感劳动的真实情境力量。具体来看,“购买方情境”中,人格化的官僚制、对社会工作者误解与期待并存的矛盾认知、交往中准市场化与准体制化的角色分配模式以及采取成本—收益控制、数目字管理和痕迹管理等方式的功利主义政策逻辑,型塑着双方权力差别下的不平等互动;“落地方情境”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末梢有着强大的行政惯性,承接上级沉降的压力,工作自主性缺失,对社会工作者存有差异化认知,社会工作者在与其交往的过程中设法彰显自身价值而制造合作;“机构情境”具有双面性,一方面在价值观、领导力、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存在诸多“去专业化”悖象构成社会工作者缺乏正式支持的组织环境,另一方面其蕴含的非正式文化却往往充当社会工作者的情感庇护所;“服务对象情境”则在本土文化、制度、历史的影响下呈现制度性信任缺失、公私观念模糊和被动自我改变等特征,这与社会工作者关于“服务对象”的理想想象存在反差。各种情境释放的能量既有一致性,也有异质性甚至冲突性,共同作用于社会工作者的情感劳动。与主流情感劳动理论过分关注微观、中观层面的结果不同,本研究还探讨了当前治理情境下社会工作者情感劳动的社会性结果。辩证来看,一方面,实施情感劳动能够增进社会工作者在价值、理论、方法及文化等维度的专业反思性;另一方面却也是令人担忧的,社会工作者的情感劳动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寓意着“公共幻象”,政策倡导与实际执行、理想信念与现实服务、理论大厦与实践琐碎等种种层面的鸿沟随处可见。从事情感劳动的职业社会工作者群体既是公共幻象的“受害者”,也是制造幻象的参与者。在情感劳动理论脉络基础上,本研究试图进一步探索情感劳动理论从商业化向非商业化语境的转换,对情感劳动的概念予以时、空维度的延展,以更具体化的、情境化的方式从结构角度探讨情感劳动的影响因素及关联后果。此外,关注一线社会工作者在多重治理情境、互动场景下的认知、感受、表达与反思,也为研究者“看见”进而更准确地理解社会工作者的情感劳动及后续跨文化研究提供必要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