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国资本市场,减持特别是大股东的减持是一个始终萦绕且不能回避和不容忽视的现象和问题。从一般意义来看,市场和法律都赋予大股东减持的权利。大股东的减持是大股东对所持股票的售出行为,是大股东通过资本市场实现个人创造后的价值变现方式,也是市场鼓励企业家精神的重要方式。但是,由于大股东的特殊身份,其减持不仅受到大量关注,往往还容易诱发资本市场的巨大震荡。从现实情况来看,每一次的大股东减持无不给资本市场带来巨大的冲击。时至今日回想2015年的股市崩盘,依然让人不寒而栗。究其原因有很多,但不可否认大股东的减持是主要诱因之一。正因如此,关于大股东的减持也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相关的研究也从未中断。诸多国内外学者从委托代理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等理论出发,围绕着大股东减持动机、时机、触发条件、制约因素以及影响等各个方面进行研究讨论,形成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并且,大股东的信息优势是大股东减持主要动因。但是,这些研究大都以大股东个体视角来分析大股东减持行为和动因。正如Granovetter(1985)所指出,研究人的行为特别是经济行为,需要注意克服过度的社会化和低度的社会化,尤其不应忽视人处在社会中的现实状况。大股东作为现实经济社会中的一类特殊群体,本身就是一类特殊的群体集合。在这种群体集合中,社会化的各种联系促使其成为具有——网络特征的社会网络,社会化的影响通过社会网络的作用影响着大股东的经济行为。本文的研究则从大股东群体出发,运用社会网络的分析思路,审视具有社会网络特征的大股东群体对大股东减持行为的影响。媒体作为一种信息传播工具,其包含的信息含量对于上市公司的估值会产生重要影响。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新媒体的出现,媒体的作用和影响效应更为明显。媒体正通过其影响日益改变上市公司和投资者的行为。近年来,媒体及媒体报道与资本市场关系的研究日益增多,充分反映媒体作为一个重要的环境因素,对于资本市场的诸多经济现象具有影响和作用。第一,如2015年那样的大股东集中减持背后的推动因素是什么?第二,大股东们所组成的大股东社会网络又是如何作用和影响大股东减持行为?第三,媒体报道信息对于大股东减持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围绕上述三个方面的探讨,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和归纳,本文以资本市场信息传递为研究视角,认为针对大股东减持这一现象,资本市场就是一个由大股东、其他投资者(包括中小投资者、机构投资者)、监管者所组成的一个信息系统。在这样一个系统中,媒体充当着重要的信息介质,它通过各种的方式传递信息。本文认为,信息传递过程中“信息解码”是信息利用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不同的群体即使对于同样的信息会存在不同的解码认知。因此,分析大股东减持行为时,既要考虑大股东群体社会性因素——大股东社会网络的影响,也要考虑媒体报道信息作用和影响。面对减持问题,即使是掌握着信息优势的大股东也是需要慎重决策。按照社会网络的分析观点,构成网络的群体必然有着对事物的共同认识。由于大股东群体相似相亲的偏好使得大股东在大股东社会网络群体意识的影响下,对减持问题具有相同信息解码共识。正是这样的相同性,促使了大股东在减持行为上的一致。2015年,正是在大股东社会网络的作用下,即使是一片指责批评之声中,大股东依然选择减持,以至于给资本市场带来时至今日也难以恢复的重创。本文针对我国的现实情况,借鉴社会网络的测度方法,从职位权力、社会交往、声誉积累三个维度构建了大股东社会网络,并构建了相应的指数。检验结果发现,代表大股东社会网络的综合影响的社会网络指数对于大股东减持行为有着显著的影响;而所构成的大股东社会网络的银行关系、协会关系、市场关系、学历关系、社会声誉,对于大股东减持减持与否、减持比例、减持数量的作用影响也各不相同。对于媒体报道,已有的研究发现舆论监督是媒体的主要作用。然而,经研究本文认为,媒体报道虽然有正面和负面,但最终的实际的效果并不取决于媒体自身是否是正面还是负面性质,而是媒体信息的使用者如何解读和使用信息。本文的实证研究发现,在我国资本市场负面媒体报道并不能对大股东的减持行为产生预期的约束效果。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大股东社会网络对媒体报道作用产生了影响,即使是在负面的媒体报道环境下,大股东社会网络依然对大股东减持产生了支持效果,充分说明大股东在自身社会网络关系的基础上,对媒体报道信息有着特殊的解读和使用方式。鉴于大股东减持对于资本市场治理的重要性,本文分别从制度设计、监管当局、大股东监督、媒体治理四个层面提出了相应的治理措施和建议,以促进资本市场持续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