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色体系是在中国古代形成的具有鲜明民族特征的色彩认知体系。它是五行思维模式在色彩认知领域的具体显现,是初民在认知水平低下的情况下,试图将错综复杂的外部色彩世界秩序化为内在心理结构的思维结晶。五色体系在早期主要表现为一个象征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色彩的政治和伦理功能,色彩的实用功能则受到象征功能的牵制,从而表现为一种受限的发展。作为观念形态的五色体系一旦被纳入到具体的色彩应用中去时,这种本来就缺乏精度和严整性的色彩体系的自足性就开始受到挑战,即使在具有强烈象征色彩和政治功利性的建筑和服饰领域,五色体系被预设的色彩规范也被当朝者任意改写,以达到“为我所用”的目的。另一方面,色彩规律的自觉也使得在经验中积累起来的色彩感觉越来越受到重视,而色彩的象征性功能则不断退缩,最后浓缩为文化的表意符号,于是五色体系在实际应用中不断泛化,最终成为一个松散的思维结构。但五色体系在泛化过程中又内在地恪守着五行思维的基本内核,如对色彩的稳固性和色彩秩序性的强调等,都使得人们依然将丰富多样的色彩经验纳入这一整体性的思维结构中来,并使之具体化和深刻化。本文试图从五行思维模式的生成及其特征出发,来展开对本民族的色彩认知和应用过程的探索。首先阐释五色体系产生的思维机制,即在五行思维框架下五色体系的生成过程,主要从哲学的角度探索色彩认知的思维特征,然后在中国古代的建筑和服饰这两个色彩应用领域来展开五色体系的泛化过程,其中五德终始理论的弱化又加剧了五色体系的泛化,这一泛化过程导致色彩在应用上从有限的象征领域转向广阔的实用天地。与主要作为物质生产活动结果的建筑和服饰不同,绘画作为一种精神生产活动,其色彩先天地担当了造型的重要职能而较少受政治意志的影响,因此它既没有异化为政治工具也较少带有象征色彩。五色体系对绘画色彩的影响是隐性的,绘画色彩是在进行自律性发展的同时,内在地遵循了五色体系的思维内核,这种遵循可以具体体现为中国古代绘画对固有色观念的强调以及画面营造过程中“随类赋彩”的色彩处理方式。详尽言之,在民族文化精神映照下的色彩认知的深度发展,导致了中国古代的绘画色彩经历了单色到复色,从矿物色到植物色的重要转变。同时在技术层面上,设色技法的不断进步和完善也直接推动了绘画实践中色彩认知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