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里约时代以来，国际司法机构尚未从其审理的环境损害纠纷中发展出一系列稳定的事后救济的实践与制度。诚然，上世纪四十年代的特雷尔冶炼厂案所发展的“领土无害使用原则”已被确立为习惯国际法，但其同样引申出的跨界环境损害事后赔偿机制却未能得到确立和沿用。以国际法院为首的国际司法机构至今未能适用环境法对任何一个环境争议进行损害与赔偿判决。后期国际司法机构裁判的环境法案件未能适用和发展特雷尔冶炼厂案所确立的事后救济制度的原因，根本上在于国家责任在处理跨界环境损害方面具有局限性。本文认为，相较于国际环境损害认定与赔偿机制则的完善，国际环境法体系更倾向于国际环境预防制度的构筑。跨界环境损害的事后司法救济机制尚未形成。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已基本成为实体性的国际环境损害司法事前救济机制，这是由于环评已获得各国广泛的认可与实践。本文分析了国际法院在纸浆厂案中将环评确立为国际法上的义务的过程，以及环评的标准和具体判定。在环评的标准方面，国际法院认为各国在进行环评时须尽“适当注意”义务，而各国依照国内法进行的环评便已满足上述义务。因此，国际法院在该案中对环评采取的是形式审查而非实质审查的立场。另一方面，国际海洋法法庭在其实践中，常常运用临时措施作为未能进行环评的弥补方法，以救济可能遭受环境负面影响的国家。本文通过分析法庭在跨界损害方面具有代表性的MOX工厂案等案件，探讨临时措施与环评的关系，以及环评的实质性与形式性司法审查的问题。临时措施已基本成为程序性的国际环境损害司法事前救济机制。本文分析了国际法院在哥斯达黎加诉尼加拉瓜案中对临时措施的最新发展，并通过对比该案中国际法院前后两次指示临时措施的异同，探讨了两个问题：其一，国际法院在采纳临时措施证据方面的最新进展，即申请国需要提交起码的初步证据。该案中，哥斯达黎加第二次申请临时措施时在收集证据方面的努力值得未来的申请国借鉴。其二，影响法院评判紧迫性的保证问题——一旦当事国违反自己在法院前做出的正式保证，则法院很难指示对其有利的临时措施。此外，国际海洋法法庭的蓝鳍金枪鱼案的临时措施被认为是法庭依据风险预防原则所做出的临时措施指令，该指令说明法庭事实上首次在环境争议中适用了举证责任倒置的方法。尽管学术界对该案的评价褒贬不一，但无论如何，该案对风险预防原则和临时措施的共同适用有望对国际司法机构今后的裁判实践施加较大影响。风险预防原则虽尚未明确成为跨界环境损害的事前救济制度的组成部分，但其有望发展为此种事前救济制度，这是由于，以国际法院为首的国际司法机构已开始隐晦地使用该原则引导当事国进行判决执行阶段的谈判与合作。本文通过分析盖巴斯科夫-拉基马诺大坝案中国际法院对该原则的适用过程，认为国际法院虽未能在该案的裁判中明示适用风险预防原则，呈现对适用环境法原则上的保守态度；但法院在判决后的执行阶段对风险预防原则持开放性的态度，乃至运用该原则引导当事国进行谈判与合作，实际达到了使预防性原则深入人心的效果。总之，国际环境法的司法事前救济机制正在逐渐形成，国际司法机构在扮演好事前救济的角色方面亟待成熟。国际司法造法在处理环境争议方面既有积极意义，也存在局限；国际环境法的司法事前救济机制中积极的方面值得我国以及未来的环境纠纷当事国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