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民主话语中,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的巩固民主国家,但是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暴力活动却是这个巩固民主政体的一个伤疤。为什么印穆群体之间会发生暴力?为什么相对其他地方,有些地方发生暴力的烈度强,持续时间长?为什么印穆暴力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骤然兴起且在90年代不断激化?近年来印度印穆暴力仍有抬头,但是对此的既有研究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局限:精英主义研究视角不能解释底层民众的认同极化,普通民众视角则容易忽略国家权力对社会的渗透,试图将两者结合的国家—社会互动视角则聚焦于庇护网络的微观运作,不能将政治精英与民众的互动纳入到宏观的政治发展进程中,以全景式、动态化地说明印穆暴力发生和激化的机理及其在不同时期程度和范围的变化。与之相对照,跨时地考察印度庇护网络的结构变迁,可以更好地说明选举庇护、身份动员和印穆暴力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提供一个囊括印穆暴力宏观变迁和微观机制的整体性解释。本文认为,庇护网络是维持印度庇护式民主有效运转的非正式制度,是传输选票和公共物品分配的“权力性”纽带。庇护网络的结构影响着政党选举动员的庇护策略,而族群身份是选举庇护的重要诉诸对象。暴力则是族群身份的最直接区分手段。所以,庇护网络的结构通过族群身份的动员直接影响着族群暴力。具体而言,独立初期形成的一元化庇护网络抑制了族群身份的政治化,印度教主义政党可以融入主流政治并获得物质恩惠,并不需要发动暴力、进行身份动员。而且即便是发起暴力,一方面不能够获得足够的群众基础,另一方面也会被政府强力镇压。尼赫鲁去世之后,英迪拉母子重造一元化庇护网络的努力弱化了国大党的组织基础,选战策略的宗教转向导致了宗教身份的政治化。恩惠网络的松动和印度教身份动员导致了印穆暴力的兴起,权力极端弱化的国大党邦政府并不能及时制止暴力。到联合政府的多元化庇护网络时期,联邦政治的地方化导致各政党选举竞争的白热化,族群身份动员成为主要的政党动员策略,于是印穆暴力不断加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