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构建了一个我国国有银行制度变迁的分析框架，在分析各阶段的国有银行改革时采用了统一的比较制度分析视角。这种分析将国有银行置于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之中，从金融域、企业域以及政治域的相互关联中讨论国有银行改革，不是单独就金融而论金融，从而避免了现有文献不是从市场结构就是从产权结构分析问题可能带来的偏颇。采用青木昌彦的主观博弈均衡的制度观（制度是博弈参与人共享的信念），本文将制度与政策进行了清晰的区分，认为政策是外生规则，只有成为参与人的共享信念时，政策才会制度化。对于制度化的条件，本文借鉴了格雷夫的拟参数概念，认为短期内金融域、企业域和政治域内的利益集团、习惯、人员素质等参数变化较小，对制度变迁不会造成太大影响，但在长期内，参数会发生变化并影响制度变迁。同时，本文将诺斯的国家理论和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变迁理论贯穿始终，与青木昌彦的制度变迁理论互为补充，认为只有在参数条件具备，且满足政府效用偏好时，国有银行改革措施才能实现制度化，国有银行制度才会发生变迁。　　 本文认为投融资体制改革后，在政府的干预下，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之间形成了资金融通的局部均衡制度。这一制度一旦形成，便具有耐久性，不易发生变迁。1994年，政府对国有专业银行实行商业化改革，分离了其政策性业务，亚洲金融危机后，政府对国有银行实施了补充资本金、剥离不良资产的商业化改革，但是，国有银行的经营机制并没有实现商业化。通过考察这一阶段金融域、企业域参数的变化，笔者认为两域中有利于制度创新的参数比较弱，制度互补的耐久性因素处于主导地位，这些因素支持了政府金融控制下的局部均衡制度。值得注意的是，企业域参数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非国有经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工业总产值在1990年代中期已经超过了国有经济部门。但是，由于国有经济处于改革的关键时期，大量国有企业的正常运行及其员工的就业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因此，政府根据其效用最大化选择继续实行金融控制政策支持国有企业。这使两次重要的改革措施没有真正制度化，也就是说国有银行没有实现商业化改革的目标。　　 从特定时期来看，这种局部均衡制度有其特定的适应性效率。本文以实证方法证明了国有银行的信贷支持是我国经济保持增长的原因之一，国有银行为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提供了有力支持。但是，这一制度是低效率的，集中表现为国有银行内生性累积了大量的不良资产，为经济体制改革继续推进、经济健康运行带来了巨大的金融风险。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企业域中的市场化因素逐渐增强，形成了对资金按照市场化机制配置的强烈需求，同时，政府的金融控制效用偏好在内外部因素冲击下，也逐渐从租金偏好转向了效率偏好，这为国有银行继续进行商业化改革提供了必要条件。　　 尽管2003年之前的国有银行改革没有实现建立商业化经营机制的目标，但是，国有银行的经营机制得到了一定的改善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同时，非国有经济和其他金融机构在改革过程中得到了较快的发展，金融域和企业域内有利于制度创新的互补性参数逐步增强，如，国有银行的总资产占比在2006年降低到50％以下，非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占比达到了70％左右，它们构成了国有银行深化改革的内生性基础。　　 加入WTO这一外部冲击加速了国有银行金融交易域参与人的“认知危机”，更深层次的国有银行改革势在必行。在政府主导下，中行、建行、工行于2004年开始逐次实施了股份制改革，建立了“形似”的现代银行制度。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后，政府仍然拥有绝对控股权。对此，本文认为，界定清楚政府出资代表人的权利义务，杜绝政府干预是国有银行形成商业化经营机制的关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后，我国政府面临进一步转变职能的需要，满足日益增加的公共服务需求构成了政府对国有银行形成硬预算约束的可置信威胁。但是，硬预算约束只是形成“神似”现代银行制度的必要条件之一，本文的国有银行制度演进模型显示，新制度与旧制度还存在一个竞争过程，而不是直接的完全替代。实际上，不同制度下参与人的占比直接影响着国有银行制度的演进。为了加快国有银行形成“神似”的现代银行制度，本文建议要加快完善国有银行公司治理机制，以及相关制度环境，如法律制度、信用制度的建设，以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和法律制度等手段来促进现代银行制度的形成和发展。　　 本文主要的创新之处包含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利用政治域、金融域、企业域的共时性互补，强调了国有银行制度变迁具有整体性，脱离相关域的制度环境，国有银行的改革措施难以实现制度化，也就是说，改革政策的推出并不意味着国有银行制度会发生变迁，只有当政策转为博弈参与人的共享信念时才实现了制度化。　　 其次，利用政治域、金融域、企业域的历时性互补，将各域的参数变化与国有银行改革历时性地联系起来，证实了企业域的状况制约着国有银行改革时点的选择和绩效，国有银行的商业化改革是适应企业域变化的结果。也就是说，国有银行的商业化改革具有内生性，不是人为的设计。　　 再次，本文证实了，在国有银行改革进程中，企业域的参数变化领先于金融域和政治域，政治域的参数变化领先于金融域，金融域的参数变化是最慢的。国有银行改革的历程也揭示出，国有企业的改革和政府职能的转变均领先于国有银行改革。因此，国有银行改革滞后与金融域参数变化滞后是相一致的，国有银行改革被动地适应着其他两个域的改革。　　 纵观国有银行改革历程，本文认为，政府历次实施改革的时机都恰到好处，均是国有银行内部认知危机和外部冲击的结合点，而且，推出的改革措施与当时的经济体制改革需要相吻合。相比中东欧国家激进的改革，我国政府采取了更为恰当的改革方案、步骤，始终把制度的整体性变迁置于局部制度最优化的优先位置，以局部制度的次优效果来达到整体制度的最优效果，为经济转轨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证。　　 世界范围内，各国制度具有多样性的特征。在分析政治域、金融域、企业域参数变化及互相制约关系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商业化是我国国有银行制度演进的方向，但政治域、金融域、企业域间的互补关系决定了，纯西方的现代银行制度不一定适合我国的经济环境，我国国有银行的现代银行制度的特征将由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所决定。　　 本文共分为七章。第一章导论，提出选题意义，对已有国有银行改革文献进行综述，提出本文的研究思路、方法。第二章对本文所利用的理论进行梳理，提出本文的研究框架，建立国有银行制度演进分析模型。第三章对国外国有银行改革进行分析比较，提炼出对我国国有银行改革的启示。第四章主要分析投融资体制改革后国有银行的功能，政府金融控制下局部均衡制度的形成过程，以及局部均衡制度下国有银行不良资产的累积。不良资产的累积导致了几次宏观经济的巨幅波动，这构成了我国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的起点。第五章为本文的重点之一，分析了1994年国有银行分离政策性业务的商业化改革及其绩效，1998年注资、剥离不良资产的商业化改革及其绩效。对金融域、企业域和政治域的参数变化进行了详细介绍，从制度互补角度分析认为，当时三个域之间不具备支持国有银行形成商业化经营机制的条件，而政府金融控制政策使国有银行制度具有适应性效率，支持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第六章分析了股份制改革的具体措施，以及短期的改革绩效，认为当前的财务和“引制”绩效并不意味着国有银行形成了“神似”的现代银行制度，国有银行改革需要继续深化。第七章对股份制改革能否形成现代银行制度进行分析，认为政府职能的转变可以对国有银行形成硬预算约束，相关域参数的变化为现代银行制度的形成提供了基础。本章建立了国有银行制度演进模型，认为新制度与旧制度还存在互相竞争的过程。为加速国有银行制度演进，本章提出了加快其他相关制度建设的建议。